本文目录一览：
- 1、聂元梓的父亲是谁
- 2、聂元梓的婚姻生活
- 3、顾命八大臣为什么不堪一击
- 4、宋硕和聂元梓什么关系
- 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北大谁写的
- 6、季羡林所说的“老佛爷”是谁？
- 7、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背景
- 8、为什么叫聂元梓破鞋
- 9、蒯大富的人物经历
聂元梓的父亲是谁
聂元梓的父亲是聂芝轩。聂芝轩是同情辛亥革命，后来又同情、支持共产党革命的知识分子。聂芝轩同情支持革命，跟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很有关系。
聂元梓的婚姻生活
聂元梓1959年冬与第一任丈夫吴宏毅离婚，第一次婚姻持续15年，育有3个子女（吴宏毅1968年死于心脏病发）。1966年1月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吴溉之结婚，婚姻维续不到一年。1938年1月，17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她到了延安，在那里学习工作期间认识了青年干部吴宏毅，两人于1945年结婚。结婚不久，两人便调去齐齐哈尔工作。1947年12月，他们又一同来到哈尔滨。聂元梓在一个区做宣传部长，吴宏毅先是任一家报社社长，后来又当上了哈尔滨的副市长。那时，哈尔滨刚解放，聂元梓和丈夫都很努力地工作，当时，他们已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家庭也算幸福。吴宏毅很聪明能干，是有名的笔杆子。但是，随着环境地位的变化，吴宏毅的思想也发生变化，生活作风变得不检点起来，和一些女人关系暧昧。聂元梓虽然很不满意，为此与吴宏毅多次吵架，为了家庭的完整，开始时她还忍着。有段时间，吴宏毅身体不好在北京治疗，聂元梓便放下手中的工作，经常到北京来陪伴吴宏毅。尽管聂元梓想尽量维持自己和吴宏毅的感情，但却事与愿违，吴宏毅非但不听劝阻，而是继续与其他女人保持关系，受到严厉的组织纪律处分。聂元梓和丈夫的感情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959年冬，聂元梓与吴宏毅离婚。吴宏毅于1968年心脏病发作去世。1965年夏天，已调回北京的聂元梓在一老战友家认识了丧偶的老红军吴溉之，他当时是副部级干部。当年冬天，两人成婚。婚后半年，“文革”开始了。不久，吴溉之受到一起政治事件的牵连。这时康生对聂元梓说，你必须与他（指吴）离婚。聂元梓在经过痛苦的思考后，与第二个丈夫吴溉之办理了离婚手续。
顾命八大臣为什么不堪一击
顾命八大臣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亲信大臣，其团队的成员曾被赞誉为“乾隆之珠”，然而在乾隆中后期，随着政治风气的变化，顾命八大臣逐渐堕落，不堪一击的表现给清朝政治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首先，顾命八大臣在权力面前趋炎附势、不择手段，使其失去了廉洁公正的精神。例如，顾命八大臣之一的聂元梓为了博得乾隆皇帝的信任，不惜利用权术，对手下官员进行清洗，甚至干预司法裁判。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司法独立，也引发了社会的不满和反感。
其次，顾命八大臣缺乏独立思考和勇于提出异议的勇气，导致在重要决策上缺乏建设性的意见。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在乾隆年间，顾命八大臣在进行重要政治决策时，只是传达和执行皇帝的意见，而不敢提出建议，这样的行为会导致局限性和想象力的缺失，容易导致政策的错误。
最后，顾命八大臣的自私自利使他们丧失了道德底线，损害了清朝政治的公信力。例如，顾命八大臣之一的纳兰性德，在其官场生涯中贪污受贿、推销私货，并参与卖官鬻爵的行为，使人们对其失去了信任。
综上所述，顾命八大臣之所以不堪一击，是由于其在政治立场、道德品质、决策能力等方面存在缺陷和失误，对清朝政治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宋硕和聂元梓什么关系
曹轶欧的策划下,哲学系聂元梓等于5月25日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北大谁写的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 聂元梓 等七人 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佩云。这张大字报的七个署名者都来自北京大学哲系，其中聂元梓是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赵正义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其余五人都是中共党员，除了杨克明刚刚调出哲学系外，都是该系教员。
季羡林所说的“老佛爷”是谁？
慈禧
《牛棚杂忆》中的么？那是聂元梓。
二十多年后，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他对北大两派作了如下的评论：
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观评价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了。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学生组成。两派当然都有自己的政纲。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据我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
季羡林虽然是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个不可一世的“老佛爷”的，但是心中仍然有些惴惴不安。此时，聂元梓正如日中天，荣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更加趾高气扬，炙手可热。季羡林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她能饶得过自己吗？季羡林常常在心里嘀咕：一方面，自恃历史清白，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他想，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来“揪”他；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跳出来参加了井冈山以后，“老佛爷”和新北大公社已视自己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当时只要随便抓住对方的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无限上纲，就可以把一个好人打成现行反革命。
从1967年夏天到秋天，季羡林仿佛在走钢丝，随时都有跌下来，坠入万丈深渊的可能。这时，流言极多。一会儿说新北大公社要揪季羡林了；一会儿又说要抄季羡林的家了。季羡林对这些流言，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终日提心吊胆。他说：“我的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盘旋’。”
炎炎长夏，惨淡的金秋，季羡林就是在这种惶惶不安中度过的。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背景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以他与哲学系另六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名义在北大食堂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从此大字报风潮兴起。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引发全国性造反运动。6月2日康生到北大支援聂元梓，赞扬其发表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当年6月初召开中央会议，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将政权收回中央。据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工作组的镇压在各基层单位引发了不满情绪，不久这些工作组被毛泽东撤销。
为什么叫聂元梓破鞋
聂元梓是人名吧？
破鞋，侮辱性脏话，泛指作风不正派、不守礼教规矩的女人。旧时形容女性阴道象靴子，因而称同嫖一个妓女的嫖客为靴兄靴弟。后转称作风不正派的女人为破鞋。
《诗经·大雅·生民》：后稷的母亲姜嫄“履帝武敏”，即踩了上帝的大脚印的大拇指印记，就怀了孕，从而生了后稷。其实“敏”为脚的大拇指，人类文化学对位学者已经指出，中国民间的“脚”是男性的象征，脚的大拇指，更是男性的象征。所以，中国民间女子爱上了某个青年，往往给他做一双鞋，表示自己接受他的爱，愿意与他成亲。而民间把淫荡的女子比做“破鞋”，也来源于此。
不是什么好话，非常侮辱人
蒯大富的人物经历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中共党员。
1953年，刚刚满八岁的蒯大富上学了。蒯大富的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他送蒯大富上小学前，对蒯大富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讲了不少道理，让蒯大富上学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
蒯大富记着父亲的话，上学后，学习十分用功，在他们村子的小学里，蒯大富是学习比较刻苦，成绩优秀的一个。蒯大富小学毕业后，顺利考上了中学。蒯大富学习成绩好，也使他父母十分高兴。在他初中毕业后，又决定让他继续读高中。
这样，蒯大富在1960年即进入滨海县八滩中学读书了。蒯大富读书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在初中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且成为学生骨干分子。
1963年，蒯大富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他报的是清华大学。当年9月，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
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
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后转移至青海共和县塘格木监狱。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
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七百多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1988年8月，蒯大富与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在南京登记结婚，后育有一女。1992年蒯大富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
曾有消息称，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
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回到母校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蒯大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