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辜鸿铭晚年有钱吗
- 2、拖着长辫子的北大教授：辜鸿铭
- 3、急急急，求一篇介绍辜鸿铭的文章
- 4、清末怪杰辜鸿铭：清朝的最后一根辫子
- 5、北京大学长辫子教授：辜鸿铭
- 6、辜鸿铭简介_辜鸿铭简介_辜鸿铭
- 7、生逢乱世还见谁骂谁，辜鸿铭为何能得到善终？
- 8、怪杰辜鸿铭的小脚妻与日本妾
- 9、怪人辜鸿铭,骂没有辫子是畜生自己却率先剪掉
- 10、学贯中西的民国大学者辜鸿铭为何会遗臭万年？
辜鸿铭晚年有钱吗
有钱。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祖籍福建省惠安县，1857年7月18日出生于南洋马来亚槟榔屿。1885年，以《英文文法》一书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890年又获授法国文学硕士学位。1893年回国后，继续致力于研究和教授中国传统文化。1905年2月，他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1908年，辜鸿铭被聘请为清学部侍郎，主持文案处事务。于1928年4月30日逝世。由此可知辜鸿铭在晚年时名声大噪，担任多项工作，生活是比较富裕，是比较有钱的。所以辜鸿铭晚年有钱。
拖着长辫子的北大教授：辜鸿铭
■他是一个留着长辫子的混血儿
■他被孙中山、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
■他对中国儒家文化“忠贞不渝”
■他精通9种语言，却反对西方文化
以一袭破旧的马褂、一顶瓜皮小帽压着的长辫子，以及关于缠足、纳妾等奇谈怪论闻名的旷世怪杰辜鸿铭，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人”。
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被孙中山、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
难怪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他讲演的票价比梅兰芳的戏票还高
1857年7月18日（一说1856年），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辜家属于福建移民，到辜鸿铭出生时已成为当地华侨第一望族。
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曾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会讲英语和葡萄牙语。在这种家庭环境下生长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据传，其年过花甲时，还能背诵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而且一字不错。
由于父亲辜紫云和英国人布朗交好，所以辜鸿铭一出生，就被布朗认作义子，取名汤生。自幼布朗就培养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但后来辜鸿铭却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拥护帝制，反对民主共和，并主张一夫多妻制。所以，当时人们视其为“老顽固”，周作人说他是北大“顶古怪的人物”。
但辜鸿铭是五四时期以前惟一有分量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学者，他曾将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庸》等译成英文、德文，刊行于国外，影响非常巨大。
辜鸿铭不仅在国内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有一次，辜鸿铭在北京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但辜鸿铭却卖票，而且卖得很贵。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高的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他的门票则售二元，其风光之至可见一斑。
留学英国成知名学者后决定学汉语回祖国
1840年，英国的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蒙受屈辱。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死记硬背的方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卡莱尔的赏识。
十几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1879年，完成学业的辜鸿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奉李鸿章之命归国的博士马建忠相识，长谈3天后，辜鸿铭决定改穿长袍马褂，吃中餐学汉语，埋头研究中国文化，并回到祖国。
1885年，辜鸿铭被张之洞聘任为两广总督衙门的译员，后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二十年。由于经常闲得无聊，辜鸿铭便以英文翻译《四书》自娱，翻译出的《论语》、《中庸》，在中外知识界名声大噪。
晚年时，辜鸿铭有一妻一妾，妻为缠足之汉族女子，妾为日本女子。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居功至伟
辜鸿铭自幼留学西方，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欧化，到头来却对西方文明十分排斥，极力维护中国的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
这位拖着长辫子的北大教授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用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教育那些四夷之邦。”
从1901年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作为翻译家的辜鸿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也是居功至伟。其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等译成英文，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著作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蔡元培的学生罗家伦在《回忆辜鸿铭先生》中说：“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辜鸿铭，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促成了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虽然他的某些思想是不对的，但其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功不可没。
急急急，求一篇介绍辜鸿铭的文章
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真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也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作为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辜鸿名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的天才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而这个几辈子惯同西方人打交疲乏的家庭也让辜鸿铭继承了西方人的潜质。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一到英国，布朗先生马上安排辜鸿铭的教育。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他让辜鸿铭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家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9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40年后当另一位圣手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
回到南洋的辜鸿铭，在新加坡碰到了另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语言学家马健忠。马健忠建议他认真研究千年流传的中国文明，并劝道：“似你这等深通西洋学术文物、典章制度的人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怎好居此不中不洋之地，久困于庸庸凡夫之中呢？”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很快地捧起线装书开始研读。说服母亲后，他回到祖辈世居的中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还自号“汉滨读易者”。
很快，他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同时作为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儿《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拖长辫子的北大教授
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在讲台上他说：“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网等七国风。”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我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登门。他毫不客气地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各位大家钦佩不已。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 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
他死后，围绕着他的炫丽的光环与“落伍、倒退”的声名几乎同时消逝了，近年来，辜鸿铭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人们将负载着中国精神的洋文重又译回中文。热闹的同时，又似乎过分执著于他留辫子、穿长袍的古怪形象和对小脚、蓄妾的赞美，而忽视了他的精神。另一位作洋文很有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曾评价他说： “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 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而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看来西方人也是当他为同类的。
辜鸿铭真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也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作为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辜鸿名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的天才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而这个几辈子惯同西方人打交疲乏的家庭也让辜鸿铭继承了西方人的潜质。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一到英国，布朗先生马上安排辜鸿铭的教育。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他让辜鸿铭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家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9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40年后当另一位圣手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
回到南洋的辜鸿铭，在新加坡碰到了另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语言学家马健忠。马健忠建议他认真研究千年流传的中国文明，并劝道：“似你这等深通西洋学术文物、典章制度的人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怎好居此不中不洋之地，久困于庸庸凡夫之中呢？”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很快地捧起线装书开始研读。说服母亲后，他回到祖辈世居的中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还自号“汉滨读易者”。
很快，他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同时作为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儿《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拖长辫子的北大教授
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在讲台上他说：“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网等七国风。”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我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登门。他毫不客气地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各位大家钦佩不已。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 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
他死后，围绕着他的炫丽的光环与“落伍、倒退”的声名几乎同时消逝了，近年来，辜鸿铭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人们将负载着中国精神的洋文重又译回中文。热闹的同时，又似乎过分执著于他留辫子、穿长袍的古怪形象和对小脚、蓄妾的赞美，而忽视了他的精神。另一位作洋文很有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曾评价他说： “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 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而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看来西方人也是当他为同类的。
解读辜鸿铭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辜鸿铭一直以它的保守主义狂言傲世，结果往往为世人所侧目。今天如果我们抛开他涉及个人生活细节方面的论调，单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大处着眼，社会发展的现实又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辜鸿铭的远见卓识。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由于辛亥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持续近百年的混乱中。虽然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同等的痛苦，但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尤其是像辜鸿铭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进步是不愿看到的，也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在辜鸿铭看来，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并不是看这个社会的工业有多发达，关键是这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多大程度上给人以关怀。而西方的传入的现代工业理性给人们的只有物质的汪洋，并且物质理性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社会理念，因而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贬斥西方，弘扬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各自都又产生发展的历程，作为精神领域的文化，不应用物质利益来评判优劣。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的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投身到自己没有根基的文化中去。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是一两代人不能抚平的。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辜鸿铭独特的人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保守主义的根基
从整个传统文化的视野来看，保守主义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就是因为非常强调家族观念家庭文化氛围对一个人的思想有形成很重要的影响，基本上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思想基调。
辜鸿铭正是这样，他出生在非常正统的封建家庭，但是与同时代许多希望打破家族樊笼进步青年不一样的是，他对家庭中的家族制度、祖宗祠堂有特别的感情。因为首先这个家庭侨居南洋，因而在儒家土壤上长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华侨情结，祖祖辈辈都有叶落归根的梦想。在形式上，每逢祖宗祭日，父亲总是以庄严的口吻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们愿意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不论我们身在何处，生至何时，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其次在语言上，这个家族在南洋近百年，一直保持家乡的"闽南汉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安希孟《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所以作为思想的启蒙，这些就成了成为他的保守主义的先声。因而当时人们对这样以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文化大师的怪论颇为不解的时候，其实是忽略了他独有的华侨身份。最后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说，从五胡乱华到元清入主中原，中国政治的大舞台上，有许多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化来替代儒家文化，最后都以被同化而告终。事实上即使这个文化已腐朽得成为历史的发展的障碍，人们也宁可给他注入新的血液，也不会抛弃他，而中华文明也正是有这种不断的演进，才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至上的地位，也使得每一位中国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因享受其无比的光辉而保持自己的信仰，这其实也是辜鸿铭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倍加称颂的另一原因所在。因而他指出，中国文化才是最具理性最具人文主义的，他能给每个人以存在的价值，给每个社会的人以终极关怀，而这些使西方功利主义所不具有的。总之无论他的家庭启蒙，还是华侨情结，以及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都从不同的角度奠定思想的保守的一面。
它保守主义思想的另一面却出与偶然。因为他的正规的学校教育来自西洋，从小生活在英国，对中国社会生活缺乏了解，这样西方社会生活先入之见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抱有无限的好感，并且立志要用中国哲学来教化欧洲。这种文化的先后次序的差异，成为他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学者思想对的根本所在。因为胡适在留洋之前对中国社会弊端有深刻体会，因而希望用西洋之学来救中国；辜鸿铭在留洋之前从没有踏上中国的本土一天，对中国社会根本谈不上了解，进入西方社会之后一直生活在贵族化的家庭环境里，贵族家庭的保守性与对现实社会批判性深深感染了他，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从开始了解就具备了深刻批判性。正是由于他对西方现代社会弊端深刻认识，他才要众人摆脱物质理性狭隘与浮躁，做一个博大、深沉、纯朴、灵敏的中国人。当然他并不是要求人们面对西方的侵略不去抗争，而是要求人们更理性的去考虑自己的言行，舍弃物质理性的浅薄，真正找到精神层次的社会脉搏。但是被压抑数千年的中国人已无暇去考虑这些道德说教，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西方强权的驱使下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深潭。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深深体会到"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在这种心态下，它的思想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不仅对封建制度百倍维护，而且为封建社会的毒瘤"纳妾""裹小脚"大加辩解，甚至把中华民族的罪人慈禧太后誉为"最伟大的女性"。因此它的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他的教育状况和社会生活背景。
其实对辜鸿铭保守思想的形成起外在促进作用的是西方文化，因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时代的另类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人们在西方对于保守主义并不像中国人一样深恶痛绝，而是认为它仅表征"个人面对历史巨变和人性复杂时自感无力和谦卑，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图画或自信武断的结论。"（徐友渔《辜鸿铭的保守主义》）因而辜鸿铭在其一生中满足于自己的保守主义角色，还自称为"大清国的最后一条辫子"，主要精神支柱就在于他的西方化的精神理念。
李玉刚先生在他的《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说，辜鸿铭十岁赴英留学，一直生活在布朗家族，受到布朗先生与老布朗先生的悉心栽培，而布朗家族在苏格兰王国具有贵族血统，因而从小就受到其他中国人在西方难以企及的完全正统的贵族化教育。而另一方面他的大学教育主攻历史、文学，并且有著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评家卡莱尔教授为导师，因而他就正如李玉刚所言："卡莱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家的形象，简直就成了他直接效法的伟大先贤和榜样，卡莱尔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辞锋，仿佛已经注入了他的灵魂深处。"（同上）所以当卡莱尔对中国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尊重和崇敬时，他感受到自己民族自豪感和自身的使命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回国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理论依据立于历史背面，不断与社会抗争，最终在贫困交加中死去，而更为凄惨的是，他最为欣赏的女儿在他逝世之后竟投苏州一寺庙为尼，这也许是当时社会对他的保守主义所应有归宿的最好表征吧。
最后西方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他厌弃西方文化，追求中国平静祥和文化的原因。十九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社会笼罩在混乱与恐惧中。经济危机吞噬着人民手中的财富，原有的社会组织重新分化组合，在物质理性与强权意识的驱使下，军国主义幽灵遍布整个欧洲。对此，人们开始怀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再相信政客兜售的选票，正如卡莱尔所说的："今天的所谓欧洲，也不过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没有民主精神。"因此辜鸿铭面对当时中国人崇拜西方社会制度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宁可抱残守缺，也不愿拾人残羹，最后走向保守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体认
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序言中说："事实上，要懂得真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对此徐友渔先生在《辜鸿铭的保守主义》中说："他对中国人的气质、个性之类难于揣摩把握的东西，是那么细腻、灵敏，既洞若观火，又体贴入微。"赞叹之意溢于言表。
但中国人为什么具有如此优良的品质？用辜鸿铭的话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是用心去思考而不是仅用脑；人性问题上，儒家正统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中，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个人，只有家庭，面对血浓于水的亲情，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就显现出来了。中国人之所以深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比敬仰的领袖，都有自己家庭中的可尊敬的亲人-父母兄弟，有自己"良民宗教"的"教堂"中供奉的祖先，面对先人的光辉与家人的期望，每个人都不得不深沉。
中国人之所以纯朴，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结果。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对别人信任的基础上，而且中国传统"忠义"之道使人们对每一个自己所给予期望的人以信任，因而在这个相互坦诚相对的社会有机体中，人们就不会有西方的"夏洛克"式的唯利是图，完全用心灵过着纯朴的生活。
中国人之所以博大，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历史文明，有辽阔的疆土。在这片开阔的天地里，人们创造了辉煌，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而正是这些辉煌与苦难造就了中国人博大的胸襟。
中国人之所以灵敏是因为，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庞杂的社会，每一个因子必须具有灵敏的品质，如果没有，则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调关系的社会里，人们必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稍有疏忽，就会寸步难行，而这就需要人们具有灵敏的品质，历史的辉煌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中国人这种深沉、纯朴、博大、灵敏的品质，中华民族才能作为绵延几千年的古老民族生机依旧。正如辜鸿铭在论证："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所说的，"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类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智能的和谐。"（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而辜鸿铭正是基于这种精神的把握，才有他后来对中国社会一系列独辟蹊径的解剖，这可以说是当时任何中国学者所不能企及的，至少来说是令我由衷佩服的。
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论证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他以中国人的精神作为突破口，对中国社会也进行了深刻解剖。这过程中虽有难以掩盖的缺陷，然而这些极端的言论也只是他个人的社会体认，因而可以说他只是忠于他自己的生活而已，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有太多的不满，相反他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到是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大小集体中，履行自己被决定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就是去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他接受孔子的论断：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他从夫妻关系着手，而他反复论证的就是"无我"哲学，他认为："以为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的为丈夫活着。"同样，中国男人的生存也是无我的，"他不仅要对他的家庭尽职，还要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职，甚至在对国王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有时要献出生命。"（同上）因此他论证中国男人奉行的是"忠诚教"，忠诚在儒学的经义中也是一种"无我"所以他说："外国人只有弄懂了这两种'道'或'教'，中国人民的'忠诚教'和'无我教'，他才能理解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同上）也许许多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对此会断然否认，但是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说："但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分本利息、行将解体的时候，统治者原来选择的维系既定社会制度得礼法秩序及思想体系就失去了维系力，但在朝廷找不到的礼俗，民间还可以找到，也就所谓的"学在民间，道在山林"。所以从辜鸿铭的个人社会感悟来说这种无我哲学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
其实在辜鸿铭看来，整个社会正是有了"无我"的"良民宗教"，人际关系才有相互信赖基础上的调和。不过从西方严密的逻辑来看，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因为社会纷繁复杂，人人品质不尽相同，如果有一个人失信于人，应该说这个系统就会解体。事实上并非这样，一方面真正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不会失信于人，另一方面在儒家道德律令中，信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在这种体系中，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疑自绝于社会，作为深沉的中国人，他不会，也不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活着的，而是为祖先和子孙，他唯一最求得就是君子之道，而君子之道又是与信义廉耻紧密联系的，因而在传统社会里，君子之道不仅是道德律令，而且是世俗社会的法律依据。当然辜鸿铭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前人，不过他能在一种文化没落之际，以一种另类的批判眼光来肯定它的价值，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崇敬的。
辜鸿铭对上面社会的分析，最后还是归于文化的领域的论证。而他对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荆棘地除草开路，树立正确的中国文化形象。
他首先从语言着手，将汉语分为口头语与书面语两大类，并认为："口头语属于没有受过教育、完全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孩童的语言。"而书面语在分为简单修辞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度优雅的语文三类，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高级古典汉语，中有一天能够改变那些作为爱国者正带着一种野蛮动物的相争本能鏖战于欧洲的、尚处在自然毛坯状态的人们，使他们变成和平的、文雅的和礼让的人。"（同上）这种关于语言的说法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是一致的，安希孟在《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中说："语言不可能以客观方式提供关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归根到底，意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基于这种认识，辜鸿铭企图通过语言的改变来改变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从而根本拯救欧洲，使西方世界摆脱混乱走向有序，是很有道理的。在特别看重心灵的辜鸿铭眼里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是天经地义，因而他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我说中国的语言也就是一种心灵的语言。"（同上）所以他认为西方人如果掌握了东方人的语言习惯，那么他们体认生活的维度也就由理智转向理性，由用大脑思考改为用心思考问题。（现代医学证明他的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思维的差别，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存在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为西方人所认同，不过到是西方的文学作品能为中国人所理解，这就因为中国人品质中的博大、灵敏的缘故。基于上面的对比，辜鸿铭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同时显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度。
辜鸿铭在东方文化西进方面的工作不是开创性，却是标志性的。因为西方人早在进入中国之初，就极力想了解风情迥异的东方古国，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的。结果那些一知半解的传教士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在西方世界给中国塑造了极坏的形象，辜鸿铭因而对西方所谓"大汉学家"的诬蔑显示出异常的气愤，他指责道："现在外国人当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他们不会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学说，但是却什么都研究。不但自己是谜语抽象的概念中，而且想做一名大师或汉学家。'大师'或'汉学家'仅是一个名词，也就是一个-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英国领事馆人员是所说的-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称之为傻瓜的代名词。"（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正由于他对西方翻译家的不满，他才通过自己对文化得体认，重新翻译了许多文化典籍，难能可贵的是他运用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的翻译。
关于"仁"的翻译,他指出:"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纳在一个中国字中,这就是'仁'。在欧洲语言中，古老的基督教术语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词与'仁'的意义最接近，因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在现代术语中，'仁'相当于仁慈、人类之爱。"（同上）当然这种"仁"的解释在"皓首穷经"的"宿儒"来看可能不足取，但他毕竟指出了"仁"在儒学中的地位和精神实质，这相对于"大汉学家"翟理斯博士翻译孔子"色难"为"要描述他，是困难的"要高明多，翟理斯的翻译与本义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他在翻译"礼""义"时说："（它们）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民良民宗教的精神。"（同上）他认为只有中国文明礼义并重，希伯莱文明与希腊文明授予欧洲人"礼"与"义"都是抓起一点不及其余，进而导致欧洲爆发人类迄今为止最残酷、最野蛮、最无益而又最可怕的战争。他指出中国文明正是有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导，才没有商业主义之下的群氓崇拜、强权崇拜，并且认为："只有当我们鼓足勇气，不计私利，拒绝参加和追随那些群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清除群氓崇拜。"进而一针见血的指出，"今日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事实证明辜鸿铭的这些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至少说是令西方人信服的，因为他因此在百年前的欧洲获得了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
总之，对于传统文化的体认，辜鸿铭无论对中国人精神的把握，还是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及传统文化理念的理解，都是独到的，并且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为了辩论而辩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表示他对文化的崇敬。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位狂客
辜鸿铭的一直以怪闻名于世，但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的层面，我们其实可发现他更多的是狎。他的一生不断与社会潮流对抗，成为时代标准的反动派，但是他那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对自己文化理念的忠诚却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从朝廷到民间，人们对西洋人因不了解而普遍产生畏惧心理，面对西洋的坚船利炮，知识分子多少都有些民族自卑心理，辜鸿铭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大揭西方社会的老底，以便增强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这对于在国际交往中维护正当的民族利益应该是十分有益的。当然在五四革命运动潮流来临之时，人们在革命的冲动下，对传统进行了全盘否定，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对西方来的"德先生""赛先生"推崇备至，先进的知识分子像辜鸿铭早期看中国一样对西方世界充满幻想，似乎中国只要有了这两位"先生"，人们就能走进自由民主的天堂。而辜鸿铭用自身的社会体验清醒的预见到中国社会如此带来的后果，在此种一相情愿的认识下，不断与社会唱对台戏，拒绝任何样式的社会变革。其实这种行为主要是他对历史研究的短视所造成的，仅仅囿于一两代人的感受，武断的否定历史的进步，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他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因为无论是他一生位置牵挂的"中国人"还是曾经给他无上荣誉的西方人都不会同意历史再回到两百年前了。但必须明确的是，人类社会今天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前人奋斗的结果，他们为此承担了巨大的苦难，因此我们在追求进步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历史，更不要否定历史。这方面却是五四先锋应向辜鸿铭学习的，他背弃时代，背弃潮流，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根基负责，对自己的文化负责。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看重气节，恪守"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的古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以至于此成为儒家的做人准则，因此辜鸿铭以其一生的耿介和恃才傲物表现出大儒风范。虽然他的儒学水准令人生疑，但他对儒家文化精神的把握却不容置疑。他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实现了儒家的"知行合一"的学问之道。
总之，辜鸿铭时代过去了，作为历史性的文化人，一个深刻的社会思想者，他是随着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灭亡出现的，而他的消失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的开始。他唯一的历史责任就是为上一个时代站好最后一班岗，给后人留下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
http://www.gmw.cn/03pindao/renwu/2004-05/22/content_31850.htm
辜鸿铭：“在德不在辫”
近年来，被称之为“文化怪杰”的辜鸿铭被狠炒了一下子。这位
先辈对纳妾、留辫子、缠足等陋俗的辩护及其通晓多种外国语言的博
学强记等奇闻逸事到处流传，成了一些文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
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关于辜氏的随笔文章及著述中，你找不到多
少真正了解辜氏的见解。对辜氏深入研究和对他准确定性的结论，更
是无人涉及。这实在是学术界的悲哀。
诚然，辜氏常常好发一些令人惊异、侧目的矫激之谈。在欧风西
渐、崇洋风弥漫的校园里，辜氏身穿长袍马褂，拖着一条小辫子踽踽
而行，在时髦青年眼中，就像是一个怪物，所以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
他都脱不掉腐朽的“清朝遗老”的恶谥。然而，恰恰是这个不入流品
的老头儿，对欧美文化有过数十年的精湛研究，杰出的语言才能使他
能深邃了解欧美文化的本来面目，亲炙西方高等教育的精髓。他以介
绍中国传统文化，进而与西方学者交流，在欧美学界享有盛名。辜氏
之所以后来厌弃西学，服膺于中国的孔孟之道，大力宣扬本土国粹，
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不合潮流的保守和夜郎自大。因为他是在异邦
吃了多少年的牛奶面包，深知西方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的利弊，才转
而顽固地死守“国粹”的，他确实有贯通中西、纵论中外的资格和本
钱。西方学者从来没有小看过辜氏，许多学者对他恭执弟子礼，而中
国人中却有不少号称博学的人物把辜氏当作学术界的滑稽丑角看待，
言及辜氏则哈哈一笑了之。究竟谁是自以为是、盲目自大呢？这就不
易判断了。
要正确评价辜鸿铭其人及其学术的价值，首先要了解辜氏生活的
时代。辜氏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前30年（1928年去世），他
才华横溢的壮年时期，正是中国在近代史上遭受列强凌辱最盛，几近
亡国灭种的时候。他赶上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
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些
使中国人受尽灾难的历史事件。在西方饱受“人权”神圣的熏陶，辜
鸿铭在中国看到的却是西方强盗的狰狞面目。在这种高强度对比的刺
激下，但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百姓能够对吃人猛兽般的列强顶礼膜
拜，像当今一些时髦人物那样去拼命追随西方文明吗？在当时弱肉强
食，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在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的
劫难之时，世界上有多少天良未泯之士为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说句公
道话呢？考察历史，可以看到，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得炮火连天，
英法侵略军疯狂抢劫圆明园之后，法国人韦尔莫勒尔这位后来的巴黎
公社战士在他编辑的报刊中刊登文章，直陈：“在中国耗费巨大的战
争只会给法国人民带来开支的增加，而给士兵带来可怕的贫困，中国
人的仇恨与蔑视。”英国一家报纸《人民报》指出，英国政府正“在
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呼吁“英国人民，决不允许对弱小国家发
动这样不正义的战争”。而另一家英国报纸《自由报》也认为中英条
约“是通过武力才得到的，并且结束了中国的独立”。这些公众舆论
都表明英法人民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情和支持。当然，我们
更忘不了法国伟大的作家维克多·雨果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愤怒
控诉英法侵略军在圆明园的暴行：“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
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箧装
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那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
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战争中，法国工人办的《前进报》发表
《铁拳》为题的社论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指义和团运动）
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因
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1900年12月列宁在
《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严正指出：“中国人
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
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大
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
那些为了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
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和政策的人，中国人难
道不痛恨他们吗？”
是的，历史事实铁面无情，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就是欧洲人民的
公正舆论的代表，表达着全人类的良心。那么，在中国呢？岂有堂堂
中国空无人！中国民众自然要奋起反抗，清朝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义
和团风起云涌，誓死“扶清灭洋”，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然而，
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哪里去了呢？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清廷豢养
了一大帮昏庸的官僚在民族斗争的烽火中个个战战兢兢、卑词厚币，
屈膝乞和，像胆怯的兔子。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西太后张皇失措，
抱着脑袋一股脑儿跑到了西安，躲了起来。可是，就在这民族危亡的
时刻，有一个中国读书人拍案而起，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发表了《为吾国吾民争辩》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列强在中国的暴行，
抗议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治内法权”，揭露外国传教士的
无恶不作，控诉他们利用中国人中的败类“什么都侮辱什么都伤害”，
明言这“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因为他们“给中国带来
的所有灾难。”他严正地警告：“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民族感情，这种
感情一旦遭到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怨愤。”他清醒地认识到
“像外国列强那种肯定出于知识不足的愚昧无知的物质力量，只能使
中国人道德沦丧，陷入混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奉行群氓崇拜
和强权崇拜，放纵一帮流氓无赖到中国为非作歹，而“在上者也变成
了群氓一伙。”他在文章中向英国女王发出呼吁，要求她向中国人民
能抱有同情态度。当得知英国女王去世后，他又在世界上公开向俄国
沙皇和德国亲王呼吁，以期解决中国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他这样做，
只有一个目的：“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外人，使他们规规矩矩，
安居乐业。”（以上均见《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这种要求只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最起码的要求，拿当今的热门话题
来说，是为着维护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辜鸿铭。就是这个人在国难当头的
时候，他敢于而且也能够在国际社会为中国人呼喊出正义的声音。这
种中国人铁铮铮的硬骨头精神难道是可以漠视或小看的吗？确实，辜
氏的呼吁和抗议也许显得微弱，得不到回应，而且在其言论中，他为
义和团辩护的同时也发表了极力美化西太后的言词，对中国传统文化
无条件地赞扬。但是这些偏激之论是在民族斗争激化，民族矛盾上升
到社会诸矛盾中第一位时发表的，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
忧心如焚，在这严重的特殊形势之下，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一位清廷的
臣子必须去背叛皇权，正如我们不能因义和团运动有愚昧迷信行为就
抹煞其反抗列强侵略的正义精神和大无畏勇气。如果像当年某些民族
败类对侵略者的兽行不置一词，反而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如李鸿章
之流竭力结与国之欢心；如龚自珍的不肖之子龚半伦亲导英法联军抢
劫圆明园（包括一些卑劣贪婪之徒亦趁火打劫），那么中华民族岂不
是自甘堕落，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没有任何希望了吗？庆幸的是中
国人民没有被横逆来犯所吓倒，中国的知识界还有像辜鸿铭这样一个
人能挺身而出，向全世界发出对列强滔天罪行的愤怒控诉，向全人类
喊出正义的呼声。就此而言，不以小眚掩大德，从民族大节来判断，
辜鸿铭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倘若总
是有那样一些同胞无视大节，处处抓住辜氏脑后的辫子说一些不三不
四、轻薄无聊的话（比如在同类的问题上，就有对汉奸周作人百般宽
容、极力吹捧的言论出现），那我们就不妨以辜氏的话严肃地回答：
评价辜鸿铭：“在德不在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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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adao.net/htm/culture/2001/0416/1183.htm
解读辜鸿铭
作者：张俊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辜鸿铭一直以它的保守主义狂言傲世，结果往往为世人所侧目。今天如果我们抛开他涉及个人生活细节方面的论调，单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大处着眼，社会发展的现实又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辜鸿铭的远见卓识。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由于辛亥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持续近百年的混乱中。虽然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同等的痛苦，但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尤其是像辜鸿铭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进步是不愿看到的，也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在辜鸿铭看来，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并不是看这个社会的工业有多发达，关键是这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多大程度上给人以关怀。而西方的传入的现代工业理性给人们的只有物质的汪洋，并且物质理性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社会理念，因而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贬斥西方，弘扬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各自都又产生发展的历程，作为精神领域的文化，不应用物质利益来评判优劣。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的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投身到自己没有根基的文化中去。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是一两代人不能抚平的。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辜鸿铭独特的人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保守主义的根基
从整个传统文化的视野来看，保守主义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就是因为非常强调家族观念家庭文化氛围对一个人的思想有形成很重要的影响，基本上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思想基调。
辜鸿铭正是这样，他出生在非常正统的封建家庭，但是与同时代许多希望打破家族樊笼进步青年不一样的是，他对家庭中的家族制度、祖宗祠堂有特别的感情。因为首先这个家庭侨居南洋，因而在儒家土壤上长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华侨情结，祖祖辈辈都有叶落归根的梦想。在形式上，每逢祖宗祭日，父亲总是以庄严的口吻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们愿意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不论我们身在何处，生至何时，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其次在语言上，这个家族在南洋近百年，一直保持家乡的"闽南汉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安希孟《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所以作为思想的启蒙，这些就成了成为他的保守主义的先声。因而当时人们对这样以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文化大师的怪论颇为不解的时候，其实是忽略了他独有的华侨身份。最后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说，从五胡乱华到元清入主中原，中国政治的大舞台上，有许多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化来替代儒家文化，最后都以被同化而告终。事实上即使这个文化已腐朽得成为历史的发展的障碍，人们也宁可给他注入新的血液，也不会抛弃他，而中华文明也正是有这种不断的演进，才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至上的地位，也使得每一位中国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因享受其无比的光辉而保持自己的信仰，这其实也是辜鸿铭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倍加称颂的另一原因所在。因而他指出，中国文化才是最具理性最具人文主义的，他能给每个人以存在的价值，给每个社会的人以终极关怀，而这些使西方功利主义所不具有的。总之无论他的家庭启蒙，还是华侨情结，以及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都从不同的角度奠定思想的保守的一面。
它保守主义思想的另一面却出与偶然。因为他的正规的学校教育来自西洋，从小生活在英国，对中国社会生活缺乏了解，这样西方社会生活先入之见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抱有无限的好感，并且立志要用中国哲学来教化欧洲。这种文化的先后次序的差异，成为他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学者思想对的根本所在。因为胡适在留洋之前对中国社会弊端有深刻体会，因而希望用西洋之学来救中国；辜鸿铭在留洋之前从没有踏上中国的本土一天，对中国社会根本谈不上了解，进入西方社会之后一直生活在贵族化的家庭环境里，贵族家庭的保守性与对现实社会批判性深深感染了他，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从开始了解就具备了深刻批判性。正是由于他对西方现代社会弊端深刻认识，他才要众人摆脱物质理性狭隘与浮躁，做一个博大、深沉、纯朴、灵敏的中国人。当然他并不是要求人们面对西方的侵略不去抗争，而是要求人们更理性的去考虑自己的言行，舍弃物质理性的浅薄，真正找到精神层次的社会脉搏。但是被压抑数千年的中国人已无暇去考虑这些道德说教，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西方强权的驱使下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深潭。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深深体会到"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在这种心态下，它的思想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不仅对封建制度百倍维护，而且为封建社会的毒瘤"纳妾""裹小脚"大加辩解，甚至把中华民族的罪人慈禧太后誉为"最伟大的女性"。因此它的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他的教育状况和社会生活背景。
其实对辜鸿铭保守思想的形成起外在促进作用的是西方文化，因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时代的另类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人们在西方对于保守主义并不像中国人一样深恶痛绝，而是认为它仅表征"个人面对历史巨变和人性复杂时自感无力和谦卑，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图画或自信武断的结论。"（徐友渔《辜鸿铭的保守主义》）因而辜鸿铭在其一生中满足于自己的保守主义角色，还自称为"大清国的最后一条辫子"，主要精神支柱就在于他的西方化的精神理念。
李玉刚先生在他的《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说，辜鸿铭十岁赴英留学，一直生活在布朗家族，受到布朗先生与老布朗先生的悉心栽培，而布朗家族在苏格兰王国具有贵族血统，因而从小就受到其他中国人在西方难以企及的完全正统的贵族化教育。而另一方面他的大学教育主攻历史、文学，并且有著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评家卡莱尔教授为导师，因而他就正如李玉刚所言："卡莱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家的形象，简直就成了他直接效法的伟大先贤和榜样，卡莱尔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辞锋，仿佛已经注入了他的灵魂深处。"（同上）所以当卡莱尔对中国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尊重和崇敬时，他感受到自己民族自豪感和自身的使命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回国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理论依据立于历史背面，不断与社会抗争，最终在贫困交加中死去，而更为凄惨的是，他最为欣赏的女儿在他逝世之后竟投苏州一寺庙为尼，这也许是当时社会对他的保守主义所应有归宿的最好表征吧。
最后西方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他厌弃西方文化，追求中国平静祥和文化的原因。十九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社会笼罩在混乱与恐惧中。经济危机吞噬着人民手中的财富，原有的社会组织重新分化组合，在物质理性与强权意识的驱使下，军国主义幽灵遍布整个欧洲。对此，人们开始怀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再相信政客兜售的选票，正如卡莱尔所说的："今天的所谓欧洲，也不过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没有民主精神。"因此辜鸿铭面对当时中国人崇拜西方社会制度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宁可抱残守缺，也不愿拾人残羹，最后走向保守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体认
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序言中说："事实上，要懂得真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对此徐友渔先生在《辜鸿铭的保守主义》中说："他对中国人的气质、个性之类难于揣摩把握的东西，是那么细腻、灵敏，既洞若观火，又体贴入微。"赞叹之意溢于言表。
但中国人为什么具有如此优良的品质？用辜鸿铭的话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是用心去思考而不是仅用脑；人性问题上，儒家正统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中，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个人，只有家庭，面对血浓于水的亲情，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就显现出来了。中国人之所以深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比敬仰的领袖，都有自己家庭中的可尊敬的亲人-父母兄弟，有自己"良民宗教"的"教堂"中供奉的祖先，面对先人的光辉与家人的期望，每个人都不得不深沉。
中国人之所以纯朴，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结果。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对别人信任的基础上，而且中国传统"忠义"之道使人们对每一个自己所给予期望的人以信任，因而在这个相互坦诚相对的社会有机体中，人们就不会有西方的"夏洛克"式的唯利是图，完全用心灵过着纯朴的生活。
中国人之所以博大，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历史文明，有辽阔的疆土。在这片开阔的天地里，人们创造了辉煌，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而正是这些辉煌与苦难造就了中国人博大的胸襟。
中国人之所以灵敏是因为，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庞杂的社会，每一个因子必须具有灵敏的品质，如果没有，则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调关系的社会里，人们必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稍有疏忽，就会寸步难行，而这就需要人们具有灵敏的品质，历史的辉煌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中国人这种深沉、纯朴、博大、灵敏的品质，中华民族才能作为绵延几千年的古老民族生机依旧。正如辜鸿铭在论证："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所说的，"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类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智能的和谐。"（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而辜鸿铭正是基于这种精神的把握，才有他后来对中国社会一系列独辟蹊径的解剖，这可以说是当时任何中国学者所不能企及的，至少来说是令我由衷佩服的。
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论证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他以中国人的精神作为突破口，对中国社会也进行了深刻解剖。这过程中虽有难以掩盖的缺陷，然而这些极端的言论也只是他个人的社会体认，因而可以说他只是忠于他自己的生活而已，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有太多的不满，相反他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到是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大小集体中，履行自己被决定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就是去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他接受孔子的论断：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他从夫妻关系着手，而他反复论证的就是"无我"哲学，他认为："以为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的为丈夫活着。"同样，中国男人的生存也是无我的，"他不仅要对他的家庭尽职，还要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职，甚至在对国王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有时要献出生命。"（同上）因此他论证中国男人奉行的是"忠诚教"，忠诚在儒学的经义中也是一种"无我"所以他说："外国人只有弄懂了这两种'道'或'教'，中国人民的'忠诚教'和'无我教'，他才能理解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同上）也许许多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对此会断然否认，但是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说："但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分本利息、行将解体的时候，统治者原来选择的维系既定社会制度得礼法秩序及思想体系就失去了维系力，但在朝廷找不到的礼俗，民间还可以找到，也就所谓的"学在民间，道在山林"。所以从辜鸿铭的个人社会感悟来说这种无我哲学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
其实在辜鸿铭看来，整个社会正是有了"无我"的"良民宗教"，人际关系才有相互信赖基础上的调和。不过从西方严密的逻辑来看，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因为社会纷繁复杂，人人品质不尽相同，如果有一个人失信于人，应该说这个系统就会解体。事实上并非这样，一方面真正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不会失信于人，另一方面在儒家道德律令中，信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在这种体系中，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疑自绝于社会，作为深沉的中国人，他不会，也不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活着的，而是为祖先和子孙，他唯一最求得就是君子之道，而君子之道又是与信义廉耻紧密联系的，因而在传统社会里，君子之道不仅是道德律令，而且是世俗社会的法律依据。当然辜鸿铭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前人，不过他能在一种文化没落之际，以一种另类的批判眼光来肯定它的价值，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崇敬的。
辜鸿铭对上面社会的分析，最后还是归于文化的领域的论证。而他对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荆棘地除草开路，树立正确的中国文化形象。
他首先从语言着手，将汉语分为口头语与书面语两大类，并认为："口头语属于没有受过教育、完全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孩童的语言。"而书面语在分为简单修辞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度优雅的语文三类，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高级古典汉语，中有一天能够改变那些作为爱国者正带着一种野蛮动物的相争本能鏖战于欧洲的、尚处在自然毛坯状态的人们，使他们变成和平的、文雅的和礼让的人。"（同上）这种关于语言的说法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是一致的，安希孟在《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中说："语言不可能以客观方式提供关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归根到底，意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基于这种认识，辜鸿铭企图通过语言的改变来改变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从而根本拯救欧洲，使西方世界摆脱混乱走向有序，是很有道理的。在特别看重心灵的辜鸿铭眼里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是天经地义，因而他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我说中国的语言也就是一种心灵的语言。"（同上）所以他认为西方人如果掌握了东方人的语言习惯，那么他们体认生活的维度也就由理智转向理性，由用大脑思考改为用心思考问题。（现代医学证明他的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思维的差别，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存在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为西方人所认同，不过到是西方的文学作品能为中国人所理解，这就因为中国人品质中的博大、灵敏的缘故。基于上面的对比，辜鸿铭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同时显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度。
辜鸿铭在东方文化西进方面的工作不是开创性，却是标志性的。因为西方人早在进入中国之初，就极力想了解风情迥异的东方古国，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的。结果那些一知半解的传教士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在西方世界给中国塑造了极坏的形象，辜鸿铭因而对西方所谓"大汉学家"的诬蔑显示出异常的气愤，他指责道："现在外国人当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他们不会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学说，但是却什么都研究。不但自己是谜语抽象的概念中，而且想做一名大师或汉学家。'大师'或'汉学家'仅是一个名词，也就是一个-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英国领事馆人员是所说的-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称之为傻瓜的代名词。"（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正由于他对西方翻译家的不满，他才通过自己对文化得体认，重新翻译了许多文化典籍，难能可贵的是他运用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的翻译。
关于"仁"的翻译,他指出:"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纳在一个中国字中,这就是'仁'。在欧洲语言中，古老的基督教术语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词与'仁'的意义最接近，因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在现代术语中，'仁'相当于仁慈、人类之爱。"（同上）当然这种"仁"的解释在"皓首穷经"的"宿儒"来看可能不足取，但他毕竟指出了"仁"在儒学中的地位和精神实质，这相对于"大汉学家"翟理斯博士翻译孔子"色难"为"要描述他，是困难的"要高明多，翟理斯的翻译与本义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他在翻译"礼""义"时说："（它们）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民良民宗教的精神。"（同上）他认为只有中国文明礼义并重，希伯莱文明与希腊文明授予欧洲人"礼"与"义"都是抓起一点不及其余，进而导致欧洲爆发人类迄今为止最残酷、最野蛮、最无益而又最可怕的战争。他指出中国文明正是有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导，才没有商业主义之下的群氓崇拜、强权崇拜，并且认为："只有当我们鼓足勇气，不计私利，拒绝参加和追随那些群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清除群氓崇拜。"进而一针见血的指出，"今日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事实证明辜鸿铭的这些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至少说是令西方人信服的，因为他因此在百年前的欧洲获得了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
总之，对于传统文化的体认，辜鸿铭无论对中国人精神的把握，还是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及传统文化理念的理解，都是独到的，并且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为了辩论而辩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表示他对文化的崇敬。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位狂客
辜鸿铭的一直以怪闻名于世，但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的层面，我们其实可发现他更多的是狎。他的一生不断与社会潮流对抗，成为时代标准的反动派，但是他那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对自己文化理念的忠诚却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因为
清末怪杰辜鸿铭：清朝的最后一根辫子
这位不可不看的辜鸿铭，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影视作品中的辜鸿铭
他生在南洋（马来西亚的槟城），学在西洋（留学英法），娶妻东洋（有一个日本老婆，在日本有崇高的威望），仕在北洋（早年为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僚，晚年在北洋 *** 外交部任职），一生精通13种语言，是一个怪杰，号称清朝最后一根辫子。
十岁那年，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了伦敦.他按照父亲的交代，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当时是清末）.有一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时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辜鸿铭.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帮英国孙子一听都傻啦，赶紧灰溜溜地跑掉。
辜鸿铭先生曾代表北洋 *** 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在上汤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ke soupee？”（喜欢这汤吗？）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ke 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
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美国的妇运份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鸿铭争论这个问题，最后辜鸿铭问她："亲爱的女士，请问你们家的马车有几个轮子？""有四个.""用一个打气筒灌气，还是用四个打气筒灌气？""当然是用一个.""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北京大学长辫子教授：辜鸿铭
他是长辫子的混血儿。被孙中山、林语堂称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他忠实于中国的儒家文化。精通九国语言，但反对西方文化。辜鸿铭，一个以衣衫褴褛、长辫子被小瓜皮帽压着、以缠足纳妾奇闻著称于世的怪杰，自称南洋人，西学东渐，东洋结婚，北洋任职。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文等九种语言，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讲孔子，口齿伶俐。与文学大师列夫米德多特；托尔斯泰写信讨论世界文化和政治形势；印度圣雄甘地被称为最杰出的中国本土人，孙中山和林语堂称他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难怪20世纪初，西方有句谚语：你可以不参观三大殿和辜鸿铭就不能去中国。他演讲的门票价格比梅兰芳还高一张电影票。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在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城。顾的家族属于福建移民，到辜鸿铭出生时，他已经成为第一个海外华人名门。顾铭他的父亲顾子云是英国人经营的一个橡胶种植园的经理，他会说英语和马来语。他的母亲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会说英语和葡萄牙语。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辜鸿铭，从小就对语言有着惊人的理解和记忆。据说他六十多岁的时候能背出6100多行无韵诗失乐园，字字珠玑。由于父亲顾子云与英国人布朗交好，辜鸿铭一出生就被布朗认作养子，取名汤臣。布朗从小就训练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但后来辜鸿铭提倡儒学，反对新文化。支持君主制，反对民主共和制，主张一夫多妻制。所以当时人们都把他当老顽固，周作人说他是北大的怪人。然而，辜鸿铭是“五四”前唯一一位有分量积极向西方推广中国文化的学者。他曾将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庸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在国外出版，影响很大。顾铭不仅在中国出名，在西方世界也很出名，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辜鸿铭一度几乎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有一次，辜鸿铭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做0755到79000的英语讲座。中国的讲座从来不卖票，辜鸿铭卖，而且很贵。听梅兰芳剧当时最高票价才一元二角，而他的票价是两元，其风光可见一斑。在英国留学并成为知名学者后，他决定学习中文并回到祖国。1840年，英国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蒙受屈辱。顾铭的养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要知道，你的祖国已经被摆上了砧板，恶毒的侵略者正挥舞着屠刀，准备分一杯羹。希望你们学学中西，担起富国治国之责，教育欧美。1867年布朗一家回到英国，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在他离开之前，他的父亲在他的祖先牌位前烧香并警告他。不管你去哪里，不管你周围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不要不要忘记你来自中国。到了英国，辜鸿铭在布朗的指导下，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死记硬背，很快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受到校长和著名作家卡莱尔的赏识。经过十几年的留学生活，天赋异禀的辜鸿铭成为一名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1879年，完成学业的辜鸿铭认识了李鸿章手下的归国医生马建忠的命令。经过三天的长谈，辜鸿铭决定换上一件长袍马褂，吃中国佛面1885年，辜鸿铭被张之洞任命为总督衙门的翻译曾任职两广，后又在张之洞幕府统治了二十年。因为经常无聊，辜鸿铭以用英语翻译春秋大义自娱自乐。四书和论语的翻译版本在中外知识界都很有名。晚年，辜鸿铭有妻有妾。他的妻子是一个缠足的汉族女人，他的妾是一个日本女人。他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顾铭自幼留学西方，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完全是欧洲式的。最终，他拒绝西方文明，竭力维护中国美国的封建文化和伦理。留着长辫子的北大教授公开对北大的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语诗歌？那因为在你学好英语后，你应该使用中国人做人的原则，温柔敦厚的诗教，教育那四个蛮夷。从1901年到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172篇文章中庸，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本中国札记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影响很大，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作为翻译家，辜鸿铭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将中国经典古籍中国的牛津运动、论语翻译成英文，介绍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把外国的诗歌等作品翻译成中文，主要是威廉米德多特；科布中庸和柯勒律治痴汉骑马歌成为现代中国的先驱美国对西方诗歌的译介。蔡元培的学生罗家伦在古舟子咏中说：顾老师给我们讲英诗的时候，有时会跟我们说，lsquo今天我来教你外国的优雅。rsquo有时候，lsquo我今天我将教你外国潇雅。rsquo有时候，lsquo今天，我将教你外国习俗。rsquo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lsquo今天，我我会教你如何在国外生活。rsquo顾铭回忆辜鸿铭老师、论语等的翻译。比以往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儒家经典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西方翻译儒家经典史上的里程碑。顾铭，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为世界的诞生做出了贡献这是中国第一所孔子学院。虽然他的一些想法是错误的，但他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功不可没。
辜鸿铭简介_辜鸿铭简介_辜鸿铭
辜鸿铭
姓名：辜鸿铭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57年 出生地：南洋马来半岛
作洋文 讲儒道
辜鸿铭真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也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作为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辜鸿名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的天才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而这个几辈子惯同西方人打交疲乏的家庭也让辜鸿铭继承了西方人的潜质。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一到英国，布朗先生马上安排辜鸿铭的教育。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他让辜鸿铭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家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9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辜鸿铭简介，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40年后当另一位圣手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 回到南洋的辜鸿铭，在新加坡碰到了另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语言学家马健忠。马健忠建议他认真研究千年流传的中国文明，并劝道：似你这等深通西洋学术文物、典章制度的人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怎好居此不中不洋之地，久困于庸庸凡夫之中呢?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很快地捧起线装书开始研读。说服母亲后，他回到祖辈世居的中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还自号汉滨读易者。
很快，他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同时作为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儿《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辜鸿铭简介，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拖长辫子的北大教授 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在讲台上他说：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我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登门。他毫不客气地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各位大家钦佩不已。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 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
他死后，围绕着他的炫丽的光环与落伍、倒退的声名几乎同时消逝了，近年来，辜鸿铭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人们将负载着中国精神的洋文重又译回中文。热闹的同时，又似乎过分执著于他留辫子、穿长袍的古怪形象和对小脚、蓄妾的赞美，而忽视了他的精神。另一位作洋文很有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曾评价他说： 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 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而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看来西方人也是当他为同类的。
译作：《论语》、《中庸》、《大学》
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
生逢乱世还见谁骂谁，辜鸿铭为何能得到善终？
文|大熊飞罐
除了辫子和长袍马褂之外，辜鸿铭还有一个立世标签――狂。辜鸿铭的狂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一是愿意当众显示自己的才能，二是经常骂人。
中年辜鸿铭就是一个斗士的形象。
一
辜鸿铭可以轻易表现出来的才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外语好，一个是记性好。配上辜鸿铭老土守旧的造型，所以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惊讶，从而留下一段段逸事。
有一次，辜鸿铭在电车上看《泰晤士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见他的样子可笑，出语侮辱。辜听到后，故意将报纸倒过来看。英国人更加嘲笑他连字都不认识。此时辜鸿铭看着倒着的报纸，将整段文章朗诵出来，并说，“英文太简单，如果不倒着看，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梁敦彦是清末知名的外交官，还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交通总长，他也曾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与辜鸿铭相熟。一次，辜鸿铭和他打赌，说自己能背下来英国诗人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这首长诗共6100多行，辜真的背了下来。
二
辜鸿铭第二个表现狂的方式是见人就骂，主要骂的还是达官显贵或社会知名人士。
让我们先简单看看他都骂过谁：
大清帝国还未倒台时，一次，外务部举行联欢会，有地方官员给李鸿章行礼，李鸿章极为傲慢，视而不见。辜鸿铭看不过去，走上前去讽刺李鸿章，“一直听说中堂大人身体欠安，原来患的是眼疾啊！”
一次辜鸿铭和盛宣怀闲聊，盛怕辜说出不好听的话，所以很小心，自称管理经济不如张宫保（张之洞）。谁知还是被辜找到了话茬。辜鸿铭说：“张宫保比起你来差远了。张宫保的部下，一个个穷困不堪；而你的部下，一个个大腹便便，富雄一方。所以张宫保的经济才能比你差远了。”
辜鸿铭主要著作之一《张文襄幕府纪闻》刊行于1910年，他在书中评论的人物大都健在，有的依然很有权势，但辜鸿铭在书中指名道姓，嬉笑怒骂，毫不避讳。
1911年，张謇、唐绍仪来劝辜鸿铭辅佐袁世凯，辜不仅拒绝，而且奚落两人：“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好在唐绍仪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对此并不介意。辜去世后，唐还曾向国民政府为他申请国葬。
袁世凯称帝后，辜鸿铭多次在不同场合骂袁世凯是“贱种”“流氓”，公开宣称袁是“中国群氓的化身”。在北大讲课时，有一次从上课开始骂袁世凯，一直骂到下课。学生总结：不能跟辜先生提“袁世凯”，一提一堂课就报废了。
三
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乱世，政客、文人惹来杀身之祸的不在少数，辜鸿铭的做法难免会令人担心他的人身安全。但实际是，辜鸿铭活到72岁，因染上感冒而去世。那么，处处得罪人的辜鸿铭为什么会得到善终的呢？
1我本善良
辜鸿铭虽然狂傲，但本性有善良的一面。
据梁实秋记载，辜鸿铭听不得乞讨之声，一听见，便出门施舍一两枚小银币。其晚年时，家境已比较穷困，但仍如此施舍，所以其妻对此非常恼怒。一次，又有叫花子上门讨钱，辜照例又给了钱，结果回来后，他夫人将手中饭碗砸向他的脑袋。
辜鸿铭有一个妾，是日本人，叫吉田蓉子，辜鸿铭之所以收她为妾，其实也因为可怜她。吉田蓉子的父母来中国，多年未有音讯，吉田蓉子便只身一人来中国寻找。父母没找到，她还被拐卖到汉口一妓院中。吉田蓉子坚持不肯接客，遭到鸨母的打骂。辜鸿铭了解情况后，把她赎回家中。后在其妻的撮合下，吉田蓉子当了妾。虽然后来辜鸿铭帮她找到了父母，她也决定不再返回日本。
类似这样的善良本性肯定会反映在辜鸿铭的日常行为上，也会成为他的“护身符”吧。
2狂有狂的底气
辜鸿铭之所以狂，因为他有狂的底气，就是他的学识才能确实高人一等。辜鸿铭自小在欧洲留学，通晓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9种语言。他的这种“通晓”，不仅仅是流利对话，而是可以用其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孙中山、林语堂都曾认为其英文造诣“中国第一”。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写信向辜鸿铭请教，与其探讨过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所起的作用。
英国作家毛姆对辜鸿铭的评价是“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
正是因为具有这些才能，辜鸿铭才有立身之阶：张之洞收他在幕府中任职20年，并颇为依重他，后又向朝廷举荐他。袁世凯也曾想起用他，被拒绝后还想拉拢他，许之每月600大洋，来做家庭教师。蔡元培也力排众议，让他来北大当教授。
有狂的资本，虽然爱骂人，但还可以为其他人接受吧。
3做事有原则性
在张之洞的举荐下，做了多年幕僚后，辜鸿铭当上了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这是一个月薪高达800两银子的肥缺。辜上任后，发现局里的洋雇员贪污挖泥工费，十分愤怒，要予以严办。但将情况呈报上去之后，上级却决定不查办。辜鸿铭气愤不过，想方设法将此事捅到了报纸上。
因缺资金购买外国军火，张之洞派辜鸿铭到上海去借外债。辜鸿铭找到德国一家银行的经理，说明来意后，马上声明绝不收回扣。
民国初年，议会贿选成风。辜鸿铭在参加一次国际聚会时碰到一位议员，便指着此人，用英语说：“此人要用800大洋买我的选票。诸位，我辜鸿铭如此卑贱吗？”
所以，辜鸿铭的愤怒也是有原则性的，并非随心所欲地乱来，这也是最终保证辜鸿铭平安度过一生的原因之一吧。
怪杰辜鸿铭的小脚妻与日本妾
享齐人之福：怪杰辜鸿铭的小脚妻与日本妾 >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蜚声中外的翻译家、学者，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自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1857年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现马来西亚槟城州)，祖籍福建。幼年时，被义父布朗带到英国读书，1877年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通晓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9种语言，一生获得13个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张之洞的幕府任职20年。晚年到北大任教，后又赴日本讲学。1928年，病逝于北京。 主要著作：英文《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翻译作品《论语》《大学》《中庸》等。 辜鸿铭一妻一妾，享齐人之福。他曾幸福地说道：“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蓉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 辜鸿铭与两位夫人 辜鸿铭的夫人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与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辜就将妻子的小脚视为珍宝。闲暇之时，辜脱掉妻子的绣花鞋，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层解开，低下头，将鼻子凑近小脚，嗅其肉香。作文没有灵感时，他总将淑姑唤到书房，让她将瘦如羊蹄的小脚放到他身旁的凳子上，右手执笔，左手抚弄淑姑的小脚，时捏时掐，如同玩佛手。每当此时，他文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十分惧内，他说：“老婆不怕，还有王法吗？” 辜鸿铭晚年穷困，却又乐善好施，夫人对此甚为恼怒。震瀛曾回忆，辜鸿铭曾对他们说，北京多叫花子。一次，叫花子又到门上，他照例又给了钱，结果太太将手中饭碗冲着他的脑袋掷来。辜解释说，因为她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采一般。 辜鸿铭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妻是湖南人，有极强烈的责任心。她不惜恶衣恶食尽力撙节费用，以赡养我十六口的家。我因此对她惊服而崇敬，朋友们竟多嘲笑我怕她，甚至远过怕吴佩孚率全军来临。” 但辜鸿铭又说：“不过她的责任心，也有时叫我难堪。譬如我去听歌女唱歌，她便对我大施问训，使我不得安眠，以致害了肺炎。” 辜鸿铭的妾吉田蓉子(一说名贞子)是日本鹿儿岛的士族。其父母到中国来做生意，音信全无，蓉子便只身一人到中国寻找父母。不料，她没有寻到双亲，反而被拐卖到汉口的一家青楼，做了端茶的侍女。因她坚持不肯接客，经常遭到鸨母的打骂，日子非常艰辛。辜鸿铭十分可怜她，就让她到自己家中暂时住下。和蓉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淑姑觉得她知书达理，对自己也很尊敬，对她十分喜欢。在淑姑的撮合下，辜鸿铭迎娶了这位异国的小妾。 辜鸿铭帮助蓉子找到了父母，父母希望她一同返回日本。考虑再三后，蓉子还是决定留在辜鸿铭身边。辜十分疼爱蓉子，对蓉子也十分依赖，几乎夜夜要求蓉子陪伴，以至于养成了无她相伴无法入睡的习惯。 一次，辜鸿铭不知为何得罪了蓉子，任凭辜如何赔罪，蓉子就是对他不理不睬，连着两三天，晚饭一过便关起房门自行睡下。缺少了“安眠药”辜鸿铭整夜失眠，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这天傍晚，他拿了根钓竿，从窗户伸进蓉子房内桌上的金鱼缸内，垂纶而钓。蓉子见状忙喊道：“你怎么在我金鱼缸里钓起鱼来！”辜鸿铭笑道：“好人儿，你终于肯和我说话了！我不是钓鱼，是为钓出你的话来。”又低声下气地说：“好了好了，现在不生我的气了吧！”蓉子这才笑出声来，两人和好如初。 据萨摩雄次回忆，辜鸿铭很健谈，兴致上来唾沫四溅，时而是警世之言，时而是言辞激烈的攻击性的言论，让人替他捏一把汗。能够止住他喋喋不休的唯一法宝，便是戴在他左手无名指上的刀锋形金戒指。这是夫人蓉子担心他口不择言，招来不测，特意为劝诫而送他的纪念戒指。蓉子说：“您攻击性言论过多，届时请务必看看这枚戒指，您就会想起我对您的牵挂而慎言。” 辜鸿铭曾得意地自述道：“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佗。” 吉田蓉子在陪伴了辜鸿铭18年之后，因病去世，她给辜鸿铭留下了一子和一女。失去了“安眠药”的辜鸿铭悲痛不已，他特地在上海的万国公墓为她选了一块墓地，并亲手立碑纪念，上书五个大字：“日本之孝女。”他为爱妾写下一首悼亡诗：“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蓉子去世时，辜鸿铭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缕头发，已经习惯夜夜有蓉子做伴的辜鸿铭每晚必须将那缕头发置于枕下，才能安然入睡。他去世后，儿女将这缕头发与他一起下葬。 蓉子去世两年后，辜鸿铭在出版的英文书籍的扉页动情地写道“特以此书献给亡妻吉田蓉子”。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于1924年至1927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他到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斋桥，即吉田蓉子长大的地方，凭吊亡妻。
怪人辜鸿铭,骂没有辫子是畜生自己却率先剪掉
在近代中国学界文坛上，有一大怪人，尊崇他的誉他为“怪杰”，诋毁他的称他为“怪物”，这个人就是狂儒、怪杰、拖长辫的北大教授：辜鸿铭。 辜鸿铭，祖籍福建厦门，1856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一个橡胶园里，自小俊敏的他被在当地传播基督教的苏格兰传教士布郎赏识并收为义子。知识渊博的辜鸿铭，一生共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外语，曾为六国使节充当翻译，被孙中山和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年过花甲，背诵六千一百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 辜鸿铭是个矛盾的混合体，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使他成为清末的第一大怪物。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最爱的却是东方姑娘，辜鸿铭以“爱莲”名动天下，此爱莲非周敦颐的“爱莲”，而是中国古时女人特有的三寸金莲。辜鸿铭曾戏称自己的成就主要归功于那双金莲，称其为自己的“兴奋剂”。辜鸿铭的原配夫人淑姑，就是凭借那双长不及掌的金莲，把辜鸿铭所折服。在辜鸿铭眼里，淑姑有一双“特别神气美妙的金莲”——中国旧式妇女所独有的小脚。 传说辜鸿铭写作时，遇到思路滞塞，文笔枯干，便会大喊：“淑姑，快来书房!”淑姑便会应声而至，坐在他身旁，奉献出丈夫须臾不可离之宝物——小脚。任凭辜鸿铭将一对小脚攥在手中摆弄，拿到嘴边嗅闻。片刻，辜鸿铭便像“兴奋剂”那般来了精神，文思泉涌，洋洋洒洒，下笔有神。 辜鸿铭醉心于女人的三寸金莲，且成了他特有的一大癖好。他对此还有一番高论：“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辜鸿铭视妇女缠足为国粹也就罢了，还把一夫多妻当作天理，曾为此留下世界级辩论：“壶一杯众”论。这与他婚姻生活的怪有关。辜鸿铭痴迷中国女子的三寸金莲，有了“兴奋剂”还不够，娶了淑姑不到一年，辜鸿铭便纳了日本姑娘吉田贞子为妾，晚年又收了碧云霞姑娘。且有一套为纳妾辩护的理论。“妾者，立女也”，意思是说男人在外为家为国辛苦奔波时，应有女子立于其旁，作休息扶手之用，换句话说，也就是男人纳妾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惹得女子尤其是西方在华女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向他下战书。面对为何赞成纳妾却反对女子多招夫的责问?辜鸿铭却风马牛不相及地问人家是否见过中国的茶壶，洋太太不知辜鸿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回答说见过。辜鸿铭便说：“这茶壶和茶杯就好像男人和女人，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则是万万不可的。”辜鸿铭这著名的“杯壶论”，后来广为流传，以至于和他灰白的辫子一起，成了一代怪杰的标志。 说起他的辫子，虽称不了怪癖，但确实令人费解。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1930年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便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并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印象极为深刻：“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辜鸿铭对那条“象征性的发辫”确实坚持己见，他曾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还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人家剪掉辫子后戴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 可辜鸿铭却是大清人中最早剪辫子的人之一。那是他在苏格兰读书时，他有个女友喜爱把他黑亮的辫子拿在手中把玩，为讨好女友，辜鸿铭竟“咔嚓”一声剪下了自己的发辫赠与女友。对辜鸿铭，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立独行的辜鸿铭，辩才无双的辜鸿铭，说不尽、讲不完、弄不明白的辜鸿铭，1928年4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2岁。他的古怪离奇让人诧异，逸闻轶事令人捧腹。
学贯中西的民国大学者辜鸿铭为何会遗臭万年？
主要还是他自己毁了自己，他晚年非常崇尚儒学思想，这对当时的一个思想的潮流来说是落后的
因为辜鸿铭晚年鼓吹君主主义，认为人生应该学习孔子儒教思想，所以说许多人都觉得他发动旧主义，导致自己遗臭万年
因为他自己晚年的时候，开始奉行儒家思想，在当时已经非常落后的一种思想，也与当时的社会不符合
因为他在老了的时候，信奉儒家思想，非常封建迷信的一个人，还觉得君主制度是对的。
因为他吹嘘君主主义，可能不至于是遗臭万年，但是很多人讨厌她，也算是臭名昭著了吧。
辜鸿铭是民国时期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曾经用外文翻译了中国的古典文学，受到人们的赞赏，辜鸿铭并没有遗臭万年，只是他有一些不恰当的言论被人们大加批判，从而忽略了他优秀的地方，认为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那么辜鸿铭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被人们这么讨厌呢？
大家应该都听过茶杯与茶壶的说法，这种说法就是辜鸿铭提出来的，他说男人就像是茶壶，女人就像是茶杯，在这种新时代提出这种说法完全不恰当，不符合当时的新理念，在他的观念中还有三妻四妾的想法，他认为一个茶壶拥有多个茶杯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就像一个男人拥有多个妻子也很正常，而当时正处于新旧变换的时代，他这种旧思想的人肯定会被批判的。
他在出访日本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当时说完以后被下面的留学生大加辱骂，日本人怎么可能是真正的中国人了？他们偷偷学习中国的文化为自己所用，中华文明延续了这么长时间，并不是一个小小的日本就能全部学去的，我们中华文明的精髓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他们始终都是岛国的人。
所以说，辜鸿铭被批判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守旧封建的思想和口无遮拦的态度，如果他把这两个因素改变一下，或许他就能变成人人吹捧的大学者了，现在的人都不敢追捧他，怕被喷子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