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严复简介
- 2、从严复身上学到了什么启发
- 3、严复简介（清朝时期杰出的翻译家和教育家）
- 4、严复简介
- 5、简评严复关于学习西学的主张。
- 6、《严复》历史评价与正史事迹,《严复》人物故事小传
- 7、严复是谁？
- 8、如何理解严复的中西文化观
- 9、严复被称为中国的什么第一人？
- 10、严复晚年思想的演变
严复简介
1、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男，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县人，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2、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出版有《严复全集》。3、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7岁。4、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从严复身上学到了什么启发
从严复身上学到了什么启发如下
1，不断学习和探索：严复是一位不断学习和探索的人。他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而且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也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思想和观点都来自于他对世界的深入观察和思考。
因此，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要始终保持学习的热情和好奇心，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和知识。
2，独立思考：严复是一位独立思考的人。他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不满足于接受现成的答案，而是勇于探索和创新。我们也应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盲目跟从他人。
3，追求真理：严复是一位追求真理的人。他对于真理的追求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追求，更是一种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始终坚持追求真理，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4，坚韧不拔：严复是一位坚韧不拔的人。他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从不退缩，而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目标，不断努力奋斗。我们也应该学习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镇定和勇气，不断前行。
5，爱国情怀：严复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人。他不仅关注自己的利益，更是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未来。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秉持着爱国情怀，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从严复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重要的东西，包括不断学习和探索、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坚韧不拔和爱国情怀等等。这些品质和精神都是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财富和支撑，能够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严复简介（清朝时期杰出的翻译家和教育家）
一、严复的生平
严复（1764年-1829年），字仲容，号梅溪，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人。他是清朝时期杰出的翻译家和教育家，被誉为“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奠基人”。
严复自幼聪明好学，十三岁时已通晓四书五经。后来他考中进士，但因为不愿意拜师学艺，没有进入官场。他一生热爱翻译事业，著有《英汉对照新约全书》、《圣经新约》、《天演论》等译作，被誉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奠基人”。
二、严复的翻译成就
严复的翻译成就非常突出，他的译作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而且对后世的翻译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翻译方法是注重准确性和通俗性的结合，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翻译英语和拉丁语的经典著作，使广大读者都能理解。
严复的翻译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英汉对照新约全书》
这是严复的代表作之一，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英语的新约圣经翻译成了中文。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成为了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里程碑。
2.《圣经新约》
严复在翻译圣经时，一方面注重准确性，一方面也注重通俗易懂。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圣经的故事和道理翻译成了中文，使更多的人能够读懂圣经。
3.《天演论》
严复在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一方面注重准确性，一方面也注重通俗易懂。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达尔文的理论翻译成了中文，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
三、严复的教育成就
除了翻译事业外，严复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曾经创办过“梅溪书院”，并在书院里进行了多年的教育实践。他的教育理念是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让学生在自由的氛围中自由发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严复的教育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创办“梅溪书院”
严复在自己家里创办了“梅溪书院”，并在书院里进行了多年的教育实践。他的教育理念是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让学生在自由的氛围中自由发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2.提倡“教育为本”
严复提倡“教育为本”，认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才能让国家更加强大。
3.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严复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他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应该注重发挥学生的个性，让学生在自由的氛围中自由发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四、严复的影响
严复的翻译成就和教育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翻译方法和理念被后来的翻译家所借鉴和发扬，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也被后来的教育家所推崇和传承。
严复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翻译事业的影响
严复被誉为“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奠基人”，他的翻译方法和理念被后来的翻译家所借鉴和发扬，为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对教育事业的影响
严复提倡“教育为本”，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被后来的教育家所推崇和传承，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严复简介
生平活动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TheRoyal Naval College，Greenwich），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
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
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
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
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
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任为首领。
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
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
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
1919年五四运动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人物评价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着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严复赋税思想
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严复著作
天演论序严复文选
《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强》，《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 ，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严几道诗文钞》
《愈野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严复集》，中华书局，王栻主编，北京，1986年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乳名体干，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野老人，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著作。他的译著在当时影响巨大，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严复的翻译考究、严谨，每个译称都经深思熟虑，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详情参考这里：http://baike.baidu.com/view/1995.htm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乳名体干，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野老人，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简评严复关于学习西学的主张。
【答案】：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启蒙人物，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的教育著作和教育实践中都深刻体现出他力主学习西学的思想。
(1) 严复关于西学的主张
①提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在教育方面，严复极力提倡学习资产阶级新学，即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认为这些学问是变法救亡的急务。他指出，中国要变法自强，就不能离开科学，尤其不能脱离自然科学。
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认为洋务派讲的西学，不过是抄袭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诸如天文、算学、格致、枪炮、机器等，这不是西学命脉。他指出真正的西学，要包括西方的“民主”、“政体”、“科学”。他不赞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认为体和用是不可分的，中学与西学各有不同。他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
②主张学习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方法
严复不仅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而且主张效法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西方科学家做学问的基本精神是“实”与“用”，就是要根据客观事实探求真理，贯彻学以致用的精神。他批评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法，是靠读死书而“穷理”，人们的精力全消耗在训诂注疏上，只能败坏了人才。他强调要读活书，读天地本原书，读五字书，把客观的自然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这才是求知得智的真正源泉。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严复特别提倡实验的方法。
(2) 对严复关于西学主张的评价
从严复对西学的态度上看，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过于忽视中国传统学说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之处。但在当时多数人都好古忽今、固步自封的情况下，他积极提倡学习西学则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又逐步走向复古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其主张的不彻底性。
但严复的回归不同于纯粹的复古派，因为他始终对西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沉淀于民族心理、民族意识之中，中国必须修古而更新之，以传统文化为基点，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才具备可能性、可行性。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不能抛弃自身特定的价值尺度和思维模式，要注意振奋民族精神，呼唤民族意识。虽然严复在一些主张上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提出的这种中西文化融合观点，对于建设当代中国文化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严复》历史评价与正史事迹,《严复》人物故事小传
《严复》历史评价与正史事迹,《严复》人物故事小传
严复(公元1854—1921年)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留学英国海军学校。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甲午战争后，提倡新学，反对顽固守旧。曾大量翻译西方作品。其中《天演论》在学术思想界颇有影响。又能诗文。有《严几道诗文钞》、《严译名著丛刊》等。 〔正 史〕 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早慧，嗜为文。闽督沈葆桢初创船政，招试英俊，储海军将才，得复文，奇之，用冠其曹①，则年十四也。既卒业②，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葆桢奉命筹防，挈之东渡诇敌③，勘测各海口。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每试辄最。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学成归，北洋大臣李鸿章方大治海军，以复总学堂④。二十四年，诏求人才，复被荐，召对称旨。谕缮所拟⑤万言书以进，未及用，而政局猝变。越二年，避拳乱⑥南归。 是时人士渐倾向西人学说。复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⑦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众中陈之。 复久以海军积劳叙副将，尽弃去，入赀为同知，累保道员⑧。宣统元年，海军部立，特授协都统，寻赐文科进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以硕学通儒征为资政院议员。三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 复殚心著述，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 其《天演论自序》有曰：“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为‘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⑨，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二者即物穷理之要术也。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律，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⑩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凡复所译著，独得精微皆类此。 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辛酉秋，卒，年六十有九。著有《文集》及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
《清史稿·严复传》卷四八六
〔注 释〕 ①用冠其曹：因此把他列为第一名。曹，群，众。②卒业：结业。③诇敌：侦察敌情。④总学堂：为学堂总办。⑤谕缮所拟：命令他缮写好草拟的万言书奏上。⑥拳乱：指义和拳运动。⑦脱：倘或;靡：无。⑧道员：清代省以下，府、州以上的行政长官。⑨内籀之术：指归纳推理的思维方法。下文所谓“外籀之术”，则指演绎推理。⑩奈端：牛顿的音译;动：指运动定律。 〔相关史料〕 严又陵哲学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诗才之渊懿，或罕知者。余记其《戊戌八月感事》一首云：“求治翻①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又《绿珠词》一首云：“情重身难主，凄凉石季伦。明珠三百琲②，空换坠楼人。”盖哭林晚翠也。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注 释〕 ①翻：反而。②琲(bei)：串珠。
严复是谁？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
2.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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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3.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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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着，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着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严复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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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墓在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仅200多平方米。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墓柱为金瓜顶，飞龙盘柱。两侧立卷书石围屏，上刻有梅、雀、松鹤等图案，形态逼真。坟周以花岗岩石砌护坡。墓系清宣统二年(1910年)，严复为归葬亡妻王氏，令长子严伯玉监造，严复自书墓碑及“惟适之安”横屏。民国10年(1921年)严复病逝后葬于此。陈宝琛为其撰墓志铭，曰：“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此钟。绛新籀古析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千辟弗试千越锋，昔梦登天悲回风。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鼍跋陆变江。氏见犹阅世君非蒙，咽理归此万年宫，文章光气长垂虹。”196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0年代，墓周围环境严重破坏。1984～1988年，由福建省文物行政部门拨款和旅美严复长孙女严倚云，汇款，在上岐村民委员会支持下重新修复以原墓为中心，保持原状不变，在墓的两侧及后侧建一堵高2.3米的砖墙，在墓前砌建长40米、高2米多的石墙，扩展二层墓埕，墓园面宽40米，纵深42米。并在墓园内种植白玉兰树。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严复赋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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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吧
如何理解严复的中西文化观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翻译家，他的中西文化观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详情如下：
1、首先，严复认为中西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注重人文伦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道德准则。
2、而西方文化则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注重自然科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实用主义。这种不同导致了中西文化在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3、其次，严复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他认为，虽然中西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它们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他主张在中西文化之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实现文化的互补和融合。
4、他认为，只有通过融合中西文化的优点，才能建立一种更全面、更进步的文化体系。最后，严复的中西文化观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启蒙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5、他的思想打破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优劣，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他的思想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严复的历史贡献
1、严复在翻译西方哲学和教育学著作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翻译了大量西方经典著作，其中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约翰·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这些翻译作品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其次，严复积极倡导和实践“严谨治学”的思想。他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从教育入手，培养具有科学头脑的人才。他主张从儿童教育开始，注重基础教育和科学教育，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最后，严复还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教育模式。他提出了“体用一致”的教育理念，即教育要注重实用性和应用性，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还提出了“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即注重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严复被称为中国的什么第一人？
西学。
面对生存危机，年轻的严复用《天演论》等一系列译著，唤起国人救亡图存意识，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受公派留学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期间，他游历欧洲各国，并广泛考察英国社会，探讨英国富强的原因。
人物分析：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向国内引进西方八大名著的人，他引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自由、民主、逻辑学等。”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卢美松说。严复借重译著，通过序言和大量按语，表达自己的爱国思想和爱国主张，希望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精通国学、传播西学的大师。梁启超说：“严氏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又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严复其首也。”康有为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认为这是“中国西学第一等”。
严复晚年思想的演变
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严复的思想贡献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只是由于近代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社会展的实际进程并没有遵循严复的预期，甚至在某些方面与严复的设计正好相反。社会的发展超出了思想家的预料，思想家的理论贡献不能不引起人们在实用价值上的怀疑。尤其是由于严复晚年不愿追随与自己思想主张不符的“新潮流”，学术界对其晚年思想演变的意义评价较低，或认为“严复所提倡的西学已被打败”；或者认为严复一生的心理历程从早年的“全盘西化”逐渐过渡到“中西妥协”，最后演变为“复古”、“以弘扬中国儒家哲学的孔孟为主，几乎全盘否定西方文化”；晚年，严复主张尊孔、读经，甚至主张复辟帝制。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让人们很难理解他晚年思想演变的真正含义，于是有学者断定严复已经从一个先进的启蒙思想家堕落为一个“顽固反动的老头”。如果以成败论英雄，那么严复晚年的思想演变，正如领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他光辉的早期历史，成为近代中国典型的守旧人物。但如果结合严复所处的特殊社会条件，尤其是其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我们不难发现，晚年的严复并不能简单地用“顽固反动”这个概念来评价。谈到严复晚年，传统评论中最大的困惑之一是严复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即严复之前一直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文化，短短十几年翻译了这么多西方经典。为什么他在晚年变得一反常态地崇尚中国文化，而对西方文化的价值持保留和怀疑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严复在他早期的翻译和那些充满激情的政治文章中，确实对西方文化表现出了相当的尊重和欢呼。他确实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挽救中国的告别，只有毕恭毕敬地向西方学习才是明智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凡为国谋者，不善化祸为福，臣之罪大于私利。”今天，那些看不到西方繁荣效果的人是盲目的。“不讲富强，中国自可安；也就是说，没有西方的技能，繁荣可能是自己造成的；都说西学东渐，不是真正能明白时局的人才，也不是疯疯癫癫容易迷失的人。”中国只有掌握和运用西方文化，才能真正把中国从泥潭中拯救出来，才能真正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应有的地位。然而，即使在严复对西方文化最为倾心和渴望的那些年，他也几乎从不相信西方文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良药，具有万能钥匙的意义。因此，严复从一开始就不是无条件地提倡西方文化来救中国，也不是真的提倡“全盘西化”。相反，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西方文化的有限价值。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严复在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时，重点一直放在如何建构未来中国的合理社会上。也就是说，如何借鉴西方的长处，弥补中国的短处。他指出：“去西方的人不能一起用法律，但他们都有能力打败我。从自由平等的观点出发，一个人可以捐出禁忌，可以苛责烦扰，可以绝对压抑，让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宣示自己的话语，上上下下的局面不至于悬置。君不尊，民不贱，合者不能胜。而且是对事物的，而且一个接一个都是这种学术性的；为了它的学术目的，也是一个一个地求真求实，层层上纲，使它建立在最大最精的领域里，不可能坐下来谈几件事。要找原因，加布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自由民主是合理社会的必要条件，西方国家有这些条件，所以强大；中国当时还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衰落了。那么，是否意味着严复主张“全盘西化”，弃学而学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因为，即使在严复最热衷于介绍西方文化的时候，他也没有对中国文化采取全盘的态度。他认为，以自由平等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说话中肯，但无非是学术上崇尚真理，犯罪政治上把私人利益向公众弯曲。两者都和李导之初的中国一样。他总是擅长他所做的事情，但他总是在做他所做的事情时生病。”换句话说，西方的学术文化和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真理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因为中国一直不具备“真自由”的内外条件，中国那些古老的真理才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真理就不如西方。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完全放弃中国的原则。严复写道：“中国的学说与西方法律的自由最相似，即宽仁、率真。但是，叫相似是可以的，不可能叫真实。什么？中国是宽容有礼的，尤其是在为人和事服务方面。西方人的自由在于可传递的东西，却是真实的东西留住了我。自由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群体一起诞生。一言以蔽之：中国是三项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西方人是平等第一；中国吻，西方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西方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西方富民；中国贵在有风，西方人喜党居邦；中国是多么忌讳，而西方人却批评他。在财政使用上，中国讲究节流，西方人讲究开源；中国追求简单，西方人追求享乐。说到事，中国的美是谦和的，西方人的事是舒服的；中国的尚；而西方人很容易享受。为了学习，中国自诩知识多，西方人尊重新知识。至于灾难，中国的天数有限，而西方人靠的是人力。关系好的话，和中国的理论有矛盾，以至于可以两室共存，但是我真的不敢分辨它的优劣。”更何况，这种平淡的描写，实际上揭示了严复对待中西文化的根本态度，即每一寸都有自己的长处，但每一寸都有自己的短处。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不应该完全忽视中国的“四千年文物申报”。"正是由于这种对中西社会和学术文化的深刻理解，严复在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时，始终不忘结合中国国情有条件地吸收和接受西方文化。即使他最向往自由和平等，他也不认为自己应该无条件接受。他强调，“连英法这样的先进国家都这么说，而其中民权平等的政治理论家只占大多数。卢梭的《民约》，洛克的《政书》，反驳说认为自己徒劳无功的人只是一两个人！太西人民，有民族思想，文明程度高，现在谈民权还来不及，还很难。为什么四亿人喜欢人民？”在严复看来，西方的学术文化固然有很多优点，但当应用这种“优长”理论的条件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不具备时，就不能取得积极的效果，往往会导致“混乱”。另一方面，严复认为中国社会还没有成熟到完全接受西方文化的阶段。因此，他在向国人介绍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理论时，重点介绍了中国能够承受的内容，并及时提出了一种新理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如他翻译介绍《天演论》之后，担心国人可能齐心协力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负面效应，于是开始翻译《群学肄言》，弥补《天演论》的一些理论上的不足或者不合适的贴。他说：“在当前形势下的这一点上，当年的改革者大概没有逃脱的责任。虽然仆人知道自己的危险，但是《天演论》出来之后，后面还会有《群学肄言》。想咄咄逼人的，心情有点沉重。可惜形势已成现实，但朝宁之举有悖常理。”所以可以说，这种有选择、有条件地吸收西方文化的思想，并不是严复晚年的新发现，而是他早年一贯的基本思想。然而，由于戊戌变法后中国政局的剧烈变化，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已经远远超出了严复的预期，甚至在许多方面与严复的预期相反。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严复晚年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毕竟更加强调了西方文化可能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后果。其实，晚年的严复仍然迷恋西方文化的进步，仍然认为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人模仿，甚至是站在救国保种的立场上。中国的学术并不发达，日本因为对西法的投入而强大。言下之意，严复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也没有从迷恋西方学术文化转变为反对西方文化。因此，当辜鸿铭无条件反对西方文化时，严复肯定了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指出了其明显的不足。严复说：“辜鸿铭的言论有点令人震惊，但也不是没有理想，不能抹杀。屈一生痛恨西学，认为西学是功利主义，会毁了人类。我印象深刻。就他的天演论来说，他不能坐以待毙，听达尔文的理论，也没有意识到天演论就是今天德国人说的天演论。以攻为战为武器的理论，和原著正好相反。西方的人，如萨利裴，已经详细论证出来了，以此来侮辱达尔文和赫胥黎，他们是不会接受的。”由此可见，严复并没有完全抹杀西方文化的价值，而是以公正的态度给了它一个合理的定位。至于严复晚年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尤其是人们批判最多的《民约平议》，虽然他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卢梭思想持非常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并不意味着严复从西学的立场上退步了，也不意味着他所提倡的西学打了败仗。第一，严复从来没有爱上过卢梭，他的任何一位西方精神导师如斯潘塞、赫胥黎、密尔、甄克思也从来没有无条件地认可过卢梭。其次，如前所述，严复从未主张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虽然他承认中国人一直缺乏自由平等的思想，但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至少应该包括引进和吸收自由平等和民权的思想。但从一开始，严复似乎就厌恶“庸俗的卢梭”。其中一个证据就是他引进了《天演论》后面跟着0755。换句话说，严复从来不承认自由平等的绝对意义和价值，只是在肯定秩序和理性的前提下强调自由平等的合理意义。而且，如果从《群学肄言》的正文来观察，严复对自由平等概念的辨析和重新阐释，并不是为了否定自由平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意义，而是基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药社迷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纠偏和矫正的意义。他思考的重点不是反对自由和平等，而是如何让自由、平等和秩序、理性处于一个恰当的位置。“丈夫口无遮拦，越来越无拘无束，而讲平等却与事实相悖，智者所为也无济于事。不言而喻，今天迫切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每个人失去自由，以国家和善良人民的利益为己任。至于平等，就这个法律来说，诚信是平等的一个要素，但是投票的时候看。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有疑问，就应该服从多数，也是法律的不得已而为之。福利与否取决于公民的程度。通常，一群人的暴政比一个独立的丈夫更危险，更具压迫性，而且不一定有利于专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自由、平等并不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东西。如果使用不当，其引发的多数人暴政、社会失序等现象，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比单身丈夫更大的灾难。中国人在受到自由、民主、平等的欧洲风格影响后，冷静思考秩序、理性、权力等老问题，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吗？特别是严复晚年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不仅坚定了他早年有条件吸收西方文化的思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五四思想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乃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诞生和组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李大钊对精英政治的追求，陈独秀对民主局限性的论述，青年毛泽东的胸怀和抱负，都或多或少与严复晚年的思想相同或相近。严复晚年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如上所述。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如何？严复是否如传统评论所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抱？原则上，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论，与早年相比，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或许是因为早年和晚年的思考点不同，表面上看起来，给人一种过度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错觉。他举例说：“我经商近几年，曾偷偷品味和研究哲学，认为它经久不衰，无伤大雅，至今仍是孔子的书。四五经，所以是最丰富的矿藏，但要用新机器去发掘提炼。其次，最好读读历史，注意古今社会的异同。古人读前四史读得好，也是他们的文字。如果研究民众政治习俗的变迁，最好研究一下赵宋史。所以可以断言，今天成为一种现象的中国，善恶之分，她没有理论，只是宋朝人治创造出来的。”虽然这里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评价很高，但其用新机器探索提炼的意蕴和他对赵宋历史的感悟，足以说明他并不主张无条件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是需要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传统评论强调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承诺。其中一种说法是，他积极倡导早期经学阅读，反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确，由于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严复在一定程度上厌恶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他既不认为西方文化是解决人类当前困境的唯一灵丹妙药，也不主张落后民族在规划自己的未来蓝图时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抛弃自己所有的民族文化。他显然期待中国新一代年轻学生出国留学。“学了一门科学，他们回来的时候就风华正茂了，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正是应该做的。不过，我宁愿不要太洋气，把中国的旧文明文明一网打尽。”因为他从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深深体会到：“老了，看到智七年的民国和四年的欧罗巴之间史无前例的血战，觉得自己的部落实现了百年进化，只成就了‘利己、杀人、不要脸’四个字。回望孔孟之道，道理与天地同，泽北在寰区。不仅仅是我说的，就是泰西有思想的人也逐渐意识到了。”概括西方文化的所有价值观，自然过于偏激。但是，当我们结合中国普遍存在的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特别是冷静分析严复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时，不能不承认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认识有其合理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听到我们国家的腐朽的儒家思想时，我说，‘孔子之道将在人类中流行’。”我觉得是骗人的。时至今日，欧美国家的人都在谈论它，研究中国-中国文化的学者越来越多。学院派那么多，他们的珍贵艺术家，蚂蚁蜜蜂蜂拥而至，价值千万年，可见世风日下。“既然连西方人都在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那么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还有什么疑惑呢？基于这种思想，严复积极倡导“尊孔读经”，只有从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严复所倡导的尊孔读经的真正含义。他说：“我这一代人生来就是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忽视古代。很难说。盖并没有单独进行道德教育。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是基于经典。就连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似乎过去也可以逆转。但是，总之是要求民之义，然后向世人呼吁。”在严复看来，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软肋，中国积极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平心而论，中国的文化有一些西方文化无法比拟的劣势。特别是中国的人文思想，比如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格的理想追求，不能说已经涵盖了西方文化的全部内容，但至少西方文化中提出的这些人文思想的命题，在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在传统的儒家经典中，都有过类似的表述。因此，严复认为，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应该也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祖先，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相反，他们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阐释，从而完成现代化转型。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对现代人的生活有着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如何赋予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确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课题。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相反，他们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坚持不懈地宣传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来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顺利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无疑看到了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和可塑性，因而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和继承。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晚年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仅具有“更接近现实”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有助于在理论上彻底认清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但必须指出的是，严复的认识在当时还处于一个不清晰、不自觉的层面，深藏于个人思想之中。换句话说，他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所遭遇的一系列失败和困境的残酷现实，而不是对传统文化内在代价的深刻思考。正是这些失败和困境促使他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意义，最终让他相信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值得传承和弘扬的内容。但是，由于他的思想还处于一个不明确的阶段，他并没有断然否定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更没有肯定整个中国文化。实际上，他的思想仍然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境地。他曾颇为含糊地说：“读经应该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不如少读书，不删节，不求领悟；至于好言好行，可以列在另一本修养教材里，可能分为两件事：前者是那么严明可敬，后者是那么及时。宗法制进入军事社会，就应该循序渐进，顺其自然。不应该靠强大的人力去改变，比如尊重宗法，巩固宗族，而不是让孩子习惯依赖；孝是长久而坚实的，但不宜让一个八旬老人落在子子孙孙发展的后面。今天的慈善，如果行不通，要么帮助别人，要么害人。西方如斯潘塞等。都熟悉这个理论，而今天的慈善事业仍然是一种浪费。在文人堕落的时代，一切都岌岌可危。要看正义，死法没有一定，只有最好！”尽管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但他不敢假定自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严复不敢贸然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价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倡尊孔读经，主张“保持我国四五千年圣贤流传下来的《易论》道德文章不倒”等等，除了表面上带有强烈的复古主义倾向，实质上与当时流行的复古主义情绪有原则上的区别，这就是所谓中国知识分子“以复古为创新”的文化。他辩解说：“韩家的孩子小的时候，都呆在家里，先教语文，传古文，都是读书。他们不知道自己话中的深意，小学生也听不懂。然而，如果它们像祖父的脸，它们就必须被他看见。当他学会了他治理人的气质，他自然要变老，这样他们就可以比较了。四书五经也是如此。根据上流社会必不可少的书籍来看，这个时候，你不妨先教讽刺朗诵。能解决就解决不了。等你年纪大了，见识多了，就不能忽视他们了。这是必要的。而童年的讽刺，也是研究和实践记忆；学习记忆也是教育中最重要的。至于搞西学，必须从很早的十五六年开始。之后学中文的话，到处都可以听孩子自学。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有更好的天赋，老师才能有更好的成绩。不然最后老校太浅，要不要改进，我不敢说。”在这里，严复的读经思想，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复古，倒不如说是他在试图“用我古书收之以诚”，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古书不能光存，使古书光存，其效不存。”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任何恢复过去的努力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基于对中西文化的认知，严复一贯反对政治上的全盘西化和按照西方政治模式的机械套用。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结构不尽如人意，而西方的政治模式有其优势。然而，中西政治制度的差异并不是基于人为的介入，而是中西公民千百年来根据其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国情而自然形成的。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尽管严复热情宣传“天演论”的哲学，主张变法强国，深刻揭露和批判中国旧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尽人意的方面，但严复从根本上并不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导向西方道路。他在翻译孟德斯鸠的《群己权界论》一书时指出：“夫国之制，公而善之，不可一人之治。所以不能怪一个人的恶和虐。虽然他是叛逆的，但他也继承了他的系统的最后一股流来实施他的暴力。尽管和其他国家一起旅行，却只有一个人无法自拔。圣人危在旦夕，自以为能改，则难为上者，不为下者。他必须拥有最神圣的美德，辅以高世的才能，当他的命运相遇时，他就会成功。否则，什么都做不了。看孟的书，既可以警示专制君主，也可以警示欲戒独霸王朝之人。喔呼！法律不能定，改革谈何容易！说起来容易！”换句话说，严复并不反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是采取了谨慎而稳健的态度。尤其是在民族危机越来越重的时候，他更反对盲目走极端模仿西方。因为经验告诉他，“将取之国，处处走极端。波兰历史，残殷鉴。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欺骗来拯救国家，但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有偿的丈夫。他以后会知道的，但是骂那些崇拜他的人就太晚了辛亥革命爆发时，严复确实有一段时间感到迷茫和不安，对自己之前的主张产生了一些怀疑。但没过多久，他就清醒地认识到，清朝只能是历史的记忆，中国未来的发展只能另辟蹊径。“此时在皇室为时已晚，但在内阁为时未晚。”所以他期待内阁大臣袁世杰出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为此，他没有避重就轻，而是冒着枪林弹雨只身前往武昌与李会面，显然有着重要的斡旋使命。虽然辛亥革命造成的民生共和不是严复的理想，但在民国初期，他并没有太反对这场革命。他甚至希望中国能以这次革命为契机，重新规划未来的蓝图。不幸的是，由于这场革命的迅速发展和不成熟的领导，很难恢复秩序，中国的未来仍然是无望的。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严复才逐渐开始重新认定自己原来的政治观点。“说实话，这个世界还是要专制的。否则，如果秩序不能恢复，怎么可能繁荣？旧清政府像一条稻草狗，对陈不够重视，却产生了。不知道是哪里生的，担心云真的很让人担心！”他指出：“中国的未来确实是未知的。尽管它的麻烦很大，学者们什么都是学别人的，没有一个政府是负责任的，负责任的。齐国的实力派是管仲，秦国的实力派是尚宫，其他如申不害、赵奢、李悝、吴起，降为诸葛武侯、王景略、唐朝的姚崇、明朝的章太岳，他们都很有权势，一般都被任命为法。而中国以情取胜，却不改他的调教。有什么问题吗？”希望真正的强人从中国出来，依法恢复秩序。宋案和二次革命后，严复逐渐感到这种期望仍难以成为现实，于是开始从根本上怀疑民主共和在中国的可能性，并由此认定民主共和不符合中国国情。“所有的王公们都如此沉迷于他人，一句话，十有八九，他们的物质文明已经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不知道国家的阶级，就要以国民性和国民素质为重，身体素质差的都不重要。中国的国民性根植于宏大，所以不能诬告。他们国家的人民素质，被千百年来圣贤君王的陶冶逐渐浸染，有了思想基础。需要注意的是，4亿黄种人要成为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所以他们开始行动，他们会放慢前进的速度，他们的样子很小。至于行程，他们控制不了。但是，已经是原因了，结果经过几百年的变化，还是会输给几千年的传承。如果我们的人民受制于古人，无话可说，即使我们的国家有几百个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思想的革命巨人，对于生存仍然是无用的。”由于怀疑“国民性与国民素质”根本不同，民主政权中的强人政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在严复看来，既然“共和制不适合我类”，既然“我国的情况和习惯与共和制不相符”，那么由共和制改为帝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恢复君主制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从理论上讲，君主制比共和制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但如果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推行，也不可能有什么积极的效果。他指出：“复辟的提议很好，但遭到民主党和留学生的反对。辛亥还是可行的，今天召开这个提案。对非外交有很大帮助，所以不敢做。”虽然，“现在复辟中存在着一线生机，但这是极其危险的，这导致了它的失败。后来只是内斗分裂，这是必然的结果。总的来说，历史是极其重要的，是有天意的。真是超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耳朵了。”这说明像严复一样聪明的人也是c理论上，严复并不怀疑帝制复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实践中，严复知道或预见到帝制复辟难以成功。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导致严复不愿意主动参与筹委会的活动，也不愿意主动公开宣示自己与筹委会的真实关系。这时，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未知的“天意”和一个幸运的机会上。“所以我们在它的国家体系中，一种时尚是难以确定的。独裁新思潮之际，舆论大潮，自然趋于极端，也是共和国的本分；过了几个小时，我看不可行，就妥协了，当了立宪君主。这都是鄙视，是它的历史国情推测出来的。不敢说，就会变成事实。”可惜严复的愿望没能实现。不仅袁世凯的帝国复辟以失败告终，张勋的宣彤复辟更是昙花一现。经过这次痛苦的经历，严复似乎更加坚信自己的进步改良主义，说：“当你知道世间一切规律，都有弊端，福利的多少还是以人的道德和智慧为准。使其德智体成就高，新方法不可行，即旧方法也会生病。我想，在我们国家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该组织所做的努力将会付之东流。”回过头来看，“被旧世界入侵”的严复越来越觉得，中国的未来应该是中西合璧。就连人物也应该是“都有新知，却都游于旧道，对其行为没有讨论”的人。“想了想，总觉得二三十年，没有和平的希望。有生之年，病入膏肓，幸之，而悲之。”“总而言之，我绝不会以共和为中国之正当治理，而会竭力主张其控制，做四万人之罪人，九幽十八重，不足以其魂。然而今日之苦，虽为共和国与人民所不能，亦如佛说，只能坐视不管，任其自然。”回顾这些年发生的事实的责任，严复认为：“我国曾经是一个极其和平的世界，外交失败，错误不全在军队。既然光明和宣传，当路不远，而我又没有意识到中西的巨大差异，我觉得你提倡军训和武术。然而，那天聚集的人们仍然在‘利用一个不公正的丈夫杀人’。这就是我们国家之所以乱，万劫不复的原因。”基于这种思考，严复不禁想起当年翻译《民约平议》等书的动机，更相信“社会进化易功德共享，互为生存之局。”
